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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南方去
1926年7月，同樣上了50人通緝令的林語堂離開北大就任廈門大學文科學長。此時，他正在為剛剛成立的廈門大學國學院招兵買馬，許多北大教授都收到了他的邀請。廈門大學偏居東南一隅，此前並不受文化人重視。然而，北京肅殺的政治氣氛和嚴重的欠薪狀況，使得廈大成為一個不錯的選擇。
民國以來，北京的教育經費就一直捉襟見肘。在軍閥混戰的情況下，政府把有限的收入幾乎都用在了軍費上，教育投入自然無法保障。就北京國立八校而言，籌措經費成為校長的頭等大事。北大校長蔣夢麟甚至為了躲避建筑公司討債，逃到了西山。
這一時期，顧頡剛日記中關於生活拮據的記載比比皆是。1926年1月，北大不能按時發薪，兼職的孔德學校“亦僅半薪”，無奈之下他隻好求助於北大研究所國學門主任沈兼士，向學校借了八十八元，“可還許多小債”。由於生活困窘，甚至妻子也對他鼻子不是鼻子臉不是臉。到了6月，他連房租都付不起了，隻好又向胡適之借了六十元。
不但學校的教師領不到薪水，就連魯迅這樣的教育部公務員也常常被欠薪。魯迅在《記發薪》中記載，1926年1月至7月，他隻領了4次薪水共190.5大洋，而歷年教育部欠他的薪水高達9240大洋。顏浩告訴記者，當時一個月40塊大洋就能讓北京一個四口之家過上小康生活了。9000多大洋無疑是一筆巨款。
7月28日，魯迅收到廈門大學寄來的薪水和車旅費共500大洋。面對北京日益不堪的政治環境和廈門大學的高薪聘請，他決定“換一個地方生活”。促使魯迅決定南下的另一個原因是他與許廣平的愛情。在北京他無法跟朱安離婚，又不可能過一夫二妻的生活，離開是最好的選擇。
幾乎與此同時，顧頡剛也收到了廈門大學的兩紙聘書。“研究生導師，160元﹔一大學教授，80元。”他在日記中寫道：“以北方尚無相當職事，隻得允之。”
這一時期，以北大研究所國學門主任沈兼士為首，包括顧頡剛、張星烺、魏建功、林萬裡、孫伏園、章廷謙、容肇祖、陳乃乾、潘家洵、黃堅、丁山等在內的一批文化人集體南下去了廈門大學。
1926年底，《國聞周報》刊文稱，北京知識界“會叫會跳的分子，都匆匆忙忙離開了北京，這樣一來，北京的教育界，愈成了黃昏景象”。
不獨教師們選擇南下，學生們也大批離開北京。此時，北伐已經開始，對於北京的青年學生而言，南方顯然更有吸引力。1926年底，《現代評論》上刊登的一篇文章，這樣寫道：“南方政府大可算是青年政府，南方軍隊大可算是學生軍隊，所以學生們在南方，可說是時髦之至。宣傳主義用學生，偵探軍情用學生，圖謀內應用學生，組織政府也用學生。”而反過來看那在北方的學生們，“開會有罪，發行出版物有罪，監視偵察，異常周密。”據《晨報》報道：“自北伐軍佔陽夏，由滬往粵投效者三日之內達三百人，由京往粵投效者六百人，類皆大學學生。”
到了1927年4月，張作霖悍然殺害李大釗和北大教育系主任高仁山，使得北京知識界更加陷入恐慌中。教授們或者選擇離開，留下來的也大多銷聲匿跡，深自韜晦。北大從第一院到第三院一片零落景象。
《語絲》和《現代評論》雖然政治觀點不一樣，但同樣不見容於奉系軍閥。此時，由於人員南下，這兩份雜志不得不將編輯部移到了上海。
作為《現代評論》這一群體的核心人物與精神領袖——胡適的選擇帶有風向標的意味。1926年7月17日，胡適赴倫敦參加“英國庚款咨詢委員會”全體委員會議，會后又赴美。次年4月他從美國乘船回國，中途在日本橫濱盤桓了幾個星期。這期間胡適不斷與友人通信，了解國內情況。再三權衡之后，他於5月17日乘船離開日本，不過他並沒有回北京，而是選擇了上海。
雖然周作人曾抱怨“《語絲》殊無法維持，現在隻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鐘。”但看著知交好友們一個個“往南方去”，他卻始終沒有南下的念頭。“周作人總是說‘家累太重’。”止庵說，“這跟他的性格有關。他不但這次沒走，1937年日本人打來，他也沒走。最終鑄成大錯。”
“發生在1926年至1927年的北京知識群集體南下，似乎為之后民國政治、文化中心南移，做了一個鮮明的注腳。”王建偉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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