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分野
3月18日上午，魯迅正在寫揶揄陳西瀅與章士釗的文章《無花的薔薇之二》，剛寫到第三節。下午，魯迅家的常客許羨蘇跑來，向他講述了剛剛發生的慘案。雖然一貫不主張請願，但得知府衛隊竟向平民開槍后，魯迅憤怒到了極點。他在《無花的薔薇之二》中筆鋒一轉寫道：
已不是寫什麼“無花的薔薇”的時候了。
雖然寫的多是刺，也還要些和平的心。
現在，聽說北京城中，已經施行了大殺戮了。
當我寫出上面這些無聊的文字的時候，正是許多青年受彈飲刃的時候。
嗚呼，人和人的魂靈，是不相通的。
慘案甫發，魯迅被巨大的憤怒與悲哀籠罩著。這段文字不似他慣有的犀利風格，而是透露出深切的創痛。后來，許羨蘇聽魯迅的母親說，大先生得知劉和珍、楊德群死后，好幾天飯也不吃，話也不說，病倒了也不肯看醫生。魯迅的學生李霽野回憶：“我從未見到先生那樣悲痛，那樣憤激過。他再三提到劉和珍死難時的慘狀，並且說非有徹底巨大的變革，中華民族是沒有出路的。”
“三一八”這天，周作人本來是要去燕京大學上課。到了學校，他才得知因為請願停課了。正要回家時，他碰見受傷逃回來的許家鵬。從許口中周作人知道府衛兵槍擊民眾的情形。周作人雖不像魯迅那樣感情熾烈，但“自此以后，每天從記載談話中聽到的悲慘事實逐日增加，堆積在心上再也擺脫不開，簡直什麼事都不能做。”
周作人研究專家止庵告訴記者，周作人對於“三一八”慘案格外看重。直到他去世的前一年，還在日記中寫道：“今日是‘三一八’紀念，倏忽已是四十年，現在記憶的人，已寥若晨星矣。”在周作人看來，“正如五四是代表了知識階級對於北京政府進攻的成功，‘三一八’乃是代表北京政府對於知識階級以及人民的反攻的開始。而這反攻卻比當初進攻更為猛烈，持久，它的影響說起來真是更仆難盡。”
慘案發生后，北京的輿論界幾乎都加入到對段祺瑞執政府的口誅筆伐中。特別是邵飄萍主持的《京報》在“三一八”慘案發生后的12天內，連續發表了一百多篇相關消息、評論和通電。
魯迅為學生劉和珍寫的《紀念劉和珍君》，由於后來入選中學語文課本，更成為人們對“三一八”慘案最直觀的印象。
不過，3月27日陳西瀅發表在《現代評論》“閑話”專欄中的一篇文章，卻有些另類。他寫道：
我們不能不相信，至少有一部分人的死，是由主席的那幾句話。要是主席明明知道衛隊沒有解除武裝，他故意那樣說，他的罪孽當然不下於開槍殺人者﹔要是他誤聽流言，不思索調查，便信以為真，公然宣布，也未免太不負民眾領袖的責任。
陳西瀅在文章中雖然也譴責了執政府的暴行，但這幾句責難民眾領袖的話卻惹惱了周氏兄弟。幾天后，魯迅發表《空談》一文劍指陳西瀅：
群眾領袖應負道義上的責任。這些東西仿佛就承認了對徒手群眾應該開槍，執政府前原是“死地”，死者就如自投羅網一般。群眾領袖本沒有和段祺瑞等輩心心相印，也未曾互相鉤通，怎麼能夠料到這陰險的辣手。這樣的辣手，隻要略有人氣者，是萬萬豫想不到的。
周作人也把陳西瀅的這番“閑話”稱為“人頭畜鳴”。此時，他們兄弟二人雖然已反目三年，但在大是大非面前，仍然表現出驚人的默契。周作人研究專家止庵對記者說：“魯迅與周作人的反目，是因為家庭瑣事，而不是政治主張。”事實上，在二人反目后的許多年，他們仍然處在同一個陣營中。在周作人主編的《語絲》雜志中，除周作人本人，魯迅是發稿最多的。
中國傳媒大學教授顏浩告訴記者，上世紀20年代北京有兩個主要的知識分子群體——《語絲》和《現代評論》。他們的分歧來自於不同的教育背景，《語絲》的主要成員魯迅、周作人等是留日的，《現代評論》派則主要是留英美的。《語絲》派批判性比較強，而《現代評論》派秉承的觀念是專家治國，希望通過與政府的合作達成社會變革。
女師大風潮之前，《語絲》與《現代評論》並沒有那麼劍拔弩張。“他們許多人都是北大的同事，經常在一起‘把臂同游，把酒言歡’。”但當陳西瀅拋出女師大風潮是“有某籍某系的人在暗中鼓動”的言論后，魯迅和周作人都不干了。他們二人正是陳西瀅含沙射影攻擊的北大國文系浙江籍人。“三一八”慘案發生后，周氏兄弟與陳西瀅的論戰更加火藥味十足了。
今天看來，陳西瀅的文章中不無合理的成分。比如他不主張未成年人參與請願，“他們還沒有審判力,他們還不知道他們自己的意志。”但放在當時的語境下，人們在感情上是無論如何不能接受的。“就像村上春樹說的：雞蛋和石頭，我永遠站在雞蛋一邊。與府衛隊相比，游行民眾顯然是‘雞蛋’。”止庵說。
在顏浩看來，北京知識界的這種分野早在五四運動后便開始了。“三一八”慘案后，分野就更加明顯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