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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緝令
“三一八”慘案發生的第二天，段政府發布了“臨時執政令”。以“假借共產學說，嘯聚群眾”為名，通緝徐謙、李大釗、李煜瀛、易培基、顧兆熊五人。
事實上，這5人通緝令乃是段政府反復刪減后的結果。4月9日《京報》上刊登了《“三一八”慘案之內幕種種》一文，文中稱，據線人爆料，通緝令的名單最初多達百人。執政府秘書長章士釗和教育總長馬君武對近年來的學潮深惡痛絕，曾派人開列了一個多達百人的反對者名單。“三一八”之后，他們挑出了其中的50人來討論。向《京報》爆料的某君曾親眼看見50人的名單寫在一張毛胎紙上，姓名上還有圈點符號。某君將這份名單秘密抄錄下來，只是“倉卒間未錄符號，隻記錄徐、李等五人名上各有三圈，吳稚暉列名第三，而僅一點，余或兩圈一圈或一點，不記其詳。”魯迅、周作人、許壽裳、馬裕藻等人都赫然在這份名單上。
莽原社成員荊有麟曾回憶，在這份大名單被披露之前，大多數教授就已經知道了。當時，第一個通知魯迅的是北大哲學系教授徐炳昶，第二個則是已經與他反目的弟弟周作人。止庵告訴記者，其實魯迅與周作人之間這種通過中間人互通聲氣的事情很多。1927年魯迅定居上海后，他還給章川島寫信，希望川島勸周作人南下。“畢竟是血濃於水。”
魯迅一貫警惕性極高，在得到警示后，他便住進了西城什坊街96號的莽原社。荊有麟回憶，當時莽原社僅有兩間房子，一間他住，一間作會客、辦事、吃飯用。魯迅在一個暖和的中午突然來到，於是荊有麟便把自己的臥室讓給魯迅住。每天，荊有麟照例去報館編社會新聞，魯迅則在家看書、寫作。晚上，魯迅總要到東城轉一趟，打聽打聽當天政治上的特殊要聞。“住到第三天，突有三四個青年，來訪莽原社了。據雲：系對於《莽原》崇拜，特地來訪問，看收不收外稿。”當時，荊有麟不在，魯迅便故意裝作什麼都不懂的樣子，把他們搪塞過去了。幾個不速之客離去后，魯迅擔心他們是暗探假扮的，第二天一早便搬進石駙馬大街的山本醫院裡。
在山本醫院住了幾天，他又住進了東交民巷德國醫院。當時，東交民巷使館區是北京的法外之地，不論是哪派人士犯了事兒，都會躲進東交民巷。
荊有麟記得，有一次他到醫院去探訪魯迅，他正跟許多在此避難的教授議論著。原來，有人報信說：當局計劃搜查被緝教授們的家庭。魯迅非常擔心，當即交給荊有麟五十元錢，要他把老太太和夫人朱安安置到飯店裡躲避一下。不過，搜查並沒有實行，周老太太住不慣飯店，幾天之后就回家去了。
避難期間，魯迅仍筆耕不輟。當看到《京報》披露50人的通緝名單后，他給朋友章川島寫信說：“我想調查五十人的籍貫和飯碗，有所議論，請你將所知者注入擲下。”隨后，他寫了《大衍發微》一文。
所謂“大衍之數”指的是50，這個典故出自《周易》。事實上，《京報》公布的名單隻有48人。魯迅在《大衍發微》中逐一分析了這48人的背景。他得出結論，這份“大衍之數”的通緝令意在改組兩個機關：俄國退還庚子賠款委員會、清室善后委員會。“掃除”三個半學校：中俄大學、中法大學﹔女師大和北大的一部分。扑滅幾種報刊：《京報》、《世界日報》、《京報副刊》、《語絲》等。
顏浩告訴記者，當時雖然北大等高校教育經費非常緊張，但是以退賠的庚款為資金的清華等學校卻資金充足。被通緝者大多是北京教育界掌握大筆資金的人士。如5人名單中的李煜瀛，便是俄款委員會委員長。首當其沖的五人中，除李大釗、徐謙直接與“三一八”的游行示威有關外，其余三人多少有點“無辜”。最引人深思的是，名單中“徐、李等五人名上各有三圈，吳稚暉列名第三，而僅一點”。魯迅解釋說：“監理是點查物件的監督者，又沒有什麼薪水，所以隻配一點﹔而別人之‘差缺’則大矣，自然值得三圈。”
“魯迅認為章士釗和馬君武想通過通緝令對北京教育界重新洗牌，把那些肥缺都安排給自己人。從這份名單看，魯迅的這種分析是有道理的。”顏浩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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