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來，當地的共產黨員、共青團員都處於軍事化管理狀態。從1921年12月組織建立起，支部的領導就確立了這種秩序，他們認為有義務以鐵的紀律驅除從落后、陳舊的父權社會繼承下來的思想和觀念。據比鄧小平早來莫斯科三年、即1923年春來莫斯科的鄭超麟回憶：“那裡面分出了領袖和群眾，領袖出令，群眾受命，領袖不像是群眾的同學，倒像是群眾的師長……我們在法國時候也有領袖，但他們的領袖地位是在群眾工作中自然表現，自然建立的，我們誠心承認他們是我們的領袖，但也認為他們是我們當中的人，比我們有能力，但同我們一樣的人。而莫斯科的大學生對領導的概念卻完全不同……他們不僅在領導面前卑躬屈膝，就連在私下裡也不敢有不滿的言語。我們被分成幾個小組，每組四五個人。支部每周開一次到兩次會。此外，還有其它不計其數的大會和小會。每次會短則兩三個小時，長則四個小時。會場氣氛非常緊張、興奮、熱烈。可我們都做了什麼呢？什麼也沒做。有什麼理論研究？什麼也沒有。會議的大部分時間消耗在‘個人批評’上。被批評者隨后再去批評批評者。最終結果是大家都面紅耳赤，心中種下憎恨的種子。”（《鄭超麟回憶錄》，香港，第58—60、66—67頁。）
雖然任卓宣也來自法國，但他很快就接受了“莫斯科式”的風格，當了書記，並繼續得到栽培。他篤信自己的政策，后來在回憶中寫道：“我們的方式是符合列寧關於黨的自我批評原則的……所有大學生都是來自小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所以我們必須注意，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政黨，我們必須強迫其改造自己的小資產階級意識和資產階級情調。”（任卓宣：《留學歸國后的回憶》，《六十年來中國留俄學生之風霜踔厲》，台北，1988年，第74頁。）
雖與鄧小平相識，任卓宣還是馬上對他進行了“改造”。到莫斯科一周后，鄧小平要做自我批評。作為一名紀律性強的黨員，鄧小平還遞交了書面聲明：“我來此雖不久，團體對我已有很正確的批評，使我知道自己的缺點，向著自新的路上走去，向著使我成就一個真正共產黨員的路上走去。我已有在我的錯誤中去改我的錯誤的決心，使自己得到進步。”（《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年版，第27—28頁。）
中國共產黨莫斯科支部總部不在東方大學，而是在另一所大學，即鄧小平到達莫斯科兩個月前開辦的，坐落於沃爾洪卡16號的中國勞動者孫逸仙大學（以下簡稱“中山大學”）。以前這裡是首都最古老的中學之一——莫斯科省立第一中學。與東方大學不同的是，中山大學主要是為中國人開辦的，不僅招收中國共產黨黨員，還招收中國國民黨黨員。1924年1月，在保持政治和組織獨立的前提下，中共黨員加入國民黨，從而建立了反抗帝國主義的統一戰線。中山大學正是這個統一戰線的教學中心。
鄧小平、鄧紹聖和傅鐘在東方大學隻停留了很短時間，也就是在他們到達莫斯科12天后即轉到了中山大學。因為有共產國際執委會委員認為，把那些被寄予厚望的中國共產主義者派到這所蘇聯主要的“中國”大學更為適合。在東方大學的年輕人甚至還沒來得及適應，該校校長格利高力·伊薩克維奇·布萊托已經把他們的檔案交給了他的同事，中山大學校長卡爾·別加爾多維奇·拉狄克。
1926年1月29日，鄧小平拿到了中山大學的學生証，學號233，俄文名伊萬·謝爾蓋耶維奇·多佐羅夫。學校又給每位新來的同學發放了全套的生活用品：衣服、大衣、肥皂、牙膏和牙刷（參見А.В.潘佐夫：《蘇中關系秘史·布爾什維克與中國革命（1919—1927）》，莫斯科，2011年第237頁。），分配了宿舍。第二天，也就是1月30日星期六，鄧小平終於坐到了課桌前。中山大學的教學計劃安排得非常豐富。
鄧小平開始學習俄語、社會形態發展史（馬克思主義史學）、中國革命運動史、東西方革命運動史、聯共（布）歷史、經濟學、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是德國社會主義者卡爾·考茨基的《卡爾·馬克思經濟學說》）、黨的建設、軍事事務以及新聞學（課程設置的最后一個科目標注的是“報刊”）（參見俄羅斯國家社會政治歷史檔案館，第530宗，第1卷，第16號﹔C.А.達林 ：《中國回憶錄（1921—1927）》，莫斯科，1975年，第176頁。）。學期設置為2年，學生每周上6天課，每天8個小時（參見俄羅斯國家社會政治歷史檔案館，全宗530，目錄1，卷宗17，第53頁。）（從1926年下半年開始——周一至周三每天8小時、周四至周六每天6小時（參見《在中國勞動者孫逸仙大學》，《真理報》1926年3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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