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並沒有氣餒，按照他女兒的話說，他所有時間都“很高興”，因為他感到自己是自由的。（參見毛毛：《我的父親鄧小平》，莫斯科，1995年，第127頁。）他抱著極大的興趣刻苦學習，在圖書館一坐就是很長時間。雖然他的俄語還是像法語一樣學不會，但社會學科，包括聯共（布）歷史、社會發展史、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都得了優秀。學校有很多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布哈林著作的中文譯本，也就是在那時，鄧小平開始關注這些理論書籍。
周圍的環境有助於鄧小平保持一份愉悅的心情。1926年的莫斯科以至整個蘇聯都在實行新經濟政策。新經濟政策旨在布爾什維克的監督下發展市場經濟。新經濟政策的成果隨處可見，包括大學裡。國家經濟蒸蒸日上，國家和個體生產使市場更加繁榮。新的商場、飯店、咖啡館紛紛開張。據鄧小平的一位同學回憶，“我們這從沒缺過雞鴨魚肉。……我們一日三餐營養豐富……比如早餐，會給我們雞蛋、夾著奶油的面包、牛奶、腸、茶，有時甚至還有魚子醬。此外，學校的服務人員為給學生們留下美好印象，在我們吃厭了俄餐時，他們趕快給我們請來中國廚師。從此我們有了吃俄餐或是中餐的選擇”（ 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學和中國革命》，勞倫斯出版社1971年版，第102、103頁。）。學生的休息時間組織得也很好：參觀博物館、各種展覽，去劇院。1926年夏天甚至去了列寧格勒游覽。（參見毛毛：《我的父親鄧小平》，莫斯科，1995年，第128頁。）
在莫斯科的生活，根本不同於鄧小平在法國的五年。那時他或是為賺一點點錢而工作，或是靠失業救濟勉強度日。而布爾什維克黨領導實行新經濟政策下的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卻顯而易見。馬列著作和文章、斯大林和布哈林當時的講話成為學生們的必讀學說。“權力永遠也不會高於經濟建設和以經濟為基礎的社會文化發展”（《哥達綱領批判》，《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版，莫斯科，1961年，第19卷，第19頁。），鄧小平記住了馬克思的話。“試圖完全禁止、封鎖一切依賴幾百萬小生產者實現的私人的、非國家的交換，即貿易，即資本主義的發展的政策是愚蠢的，因為這種政策對於嘗試它的政黨來說等於自殺。其愚蠢，在於這種政策從經濟角度來說是不可能的﹔說其等於自殺，因為嘗試類似政策的政黨會慢慢崩潰”（《論糧食稅》，《列寧全集》第43卷，莫斯科，1963年，第222頁。），這是他在列寧著作中讀到的。“新經濟政策是無產階級國家在最高指揮權掌握在無產階級手中的前提下允許資本主義進入的一種特殊政策……要削弱資本主義要素培育社會主義要素、要使社會主義要素戰勝資本主義要素、要消滅階級，建設社會主義經濟基礎”（《中央委員會政治報告結語》，《斯大林文集》，莫斯科，1952年，第7卷，第364頁。），鄧小平思考著斯大林的論斷。“新經濟政策的思想包含我們利用農民、小生產者甚至是資產階級對國民經濟的首創精神，允許私人積累，最為重要的意義是使其客觀上服務於社會主義國家工業，以至整個國民經濟。總之，要對所有農民和他的所有階層說：要豐富、積累、發展自己的經濟。隻有白痴才會說，我們應該一直貧窮。現在我們應該實行的是使我們的貧窮消失的政策。”（《布哈林Н.И.選集》，莫斯科，1988年，第137頁。）他分析著布哈林的講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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