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山大學就讀期間，黨務工作佔用了鄧小平大量時間。開學后不久，鄧小平就在中山大學全體團員會議上被選入學校的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組織局，而第7小組的黨員同學推選他為本小組的黨小組組長（參見俄羅斯國家社會政治歷史檔案館，全宗495，目錄225，卷宗1629。），於是他並不情願地被拉入學校展開的尖銳的派系斗爭中。事情發生在1926年初，任卓宣提出“會議第一，學習第二﹔實踐第一，理論第二”的口號，（參見余敏玲：《莫斯科中山大學（1925—1930）》，博士學位論文，紐約，1995年，第179頁。）較之更關注黨務會議的學生，把更多注意力放在學習上的學生被公開抨擊為“學院派”和“個人主義”，而那些在開許多個小時的長會時沒有堅持到最后就去吃午飯的學生則被批判成“小資產階級”和“利己主義者”。許多老師對此不滿（參見余敏玲：《莫斯科中山大學（1925—1930）》，博士學位論文，第179頁。），校長拉狄克本人表示出更加強烈的憤怒。他雖曾是列寧近衛隊成員，但他也是這世界上最珍視個人自由的人。1926年2月18日，在中山大學全體黨員會議上他和中共莫斯科支部的領導者進行了討論。此后，他親筆草擬了支部的工作計劃，包括號召中共學生黨員們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和孫中山思想，要求任卓宣不要干擾學生自由思考和討論與中國革命相關的任何問題（俄羅斯國家社會政治歷史檔案館，全宗530，目錄2，卷宗33，第28—30頁。）。
拉狄克的號召找到了富饒的土壤。許多在莫斯科懷有政治抱負、富有激情的中國青年公開反對莫斯科支部。時年22歲，來自安徽農家的團員陳紹禹（即王明——譯者注）成了他們的領袖，他借用任卓宣的俄文化名詞根來批判其理論和實踐方針。結果，到了1926年春，教學幾乎陷入癱瘓。幸好6月暑假開始了。包括鄧小平在內的學生們去了莫斯科近郊雅羅斯拉夫鐵路沿線的塔拉索夫卡療養院。這裡也充滿了自由的空氣。陳紹禹和他的同學並不想結束辯論。他們召開激烈的全體會議反對任卓宣和其他莫斯科支部的“老板”，會議持續4天，直到校長拉狄克來到塔拉索夫卡以聯共（布）中央、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和學校校長的名義宣布取消莫斯科支部，並研究於近期將中國學生黨員轉入布爾什維克黨。1926年夏，任卓宣回國（俄羅斯國家社會政治歷史檔案館，全宗530，第1卷，第42號。）。
從此以后，包括鄧小平在內的所有中共黨員，都按照布爾什維克黨中央組織局的決定成為由校黨委領導的完全從屬於領導學校黨委的俄羅斯共產黨員的聯共（布）候補黨員。候補黨員沒有選舉和被選舉權，他們不能和學校黨委的正式黨員領導競爭。而校黨委的領導也和拉狄克校長不同，他們嚴格遵守和中共莫斯科支部領導一樣的黨建觀點，不允許有任何的獨立性。中山大學黨務工作方法實際上並沒有改變。所有黨、團成員還像以前一樣要參加冗長的黨的會議，還有其他形式，如分組討論、“現行政策小組”會，會上要求他們公開表明對黨的領導的忠誠。（參見余敏玲：《莫斯科中山大學1925—1930》，第172—173頁。）中山大學黨委書記謝德尼科夫不厭其煩地向學生們灌輸：黨內不能有任何民主，隻有在黨完成社會主義建設之時才能談黨內民主（參見余敏玲：《莫斯科中山大學1925—1930》，第175頁。）。
這一切並沒有擾亂鄧小平。他雖是個急性子，卻能嚴格遵守黨的紀律，接受大多數人的觀點，盡量不表明自己的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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