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山大學學習的一切，對於鄧小平來講都是全新的，他吮吸著知識的營養。用他自己的話說，他來莫斯科就是為了“弄清楚什麼是共產主義”。他在填寫中山大學入學履歷時寫道，“我過去在西歐團體工作時，每每感覺到能力的不足，以至往往發生錯誤。因此我便早有來俄學習的決心。不過因為經濟的困難，使我不能如願以償”，“我更感覺到而且大家都感覺到我對於共產主義的研究太粗淺”，“我能留俄一天，我便要努力研究一天，務使自己對於共產主義有一個相當的認識。我還覺得我們東方的青年，自由意志頗覺濃厚，而且思想行動也很難系統化，這實對我們將來的工作大有妨礙。所以，我來俄的志願，尤其是要來受鐵的紀律的訓練，共產主義的洗禮，把我的思想行動都成為一貫的共產主義化。我來莫的時候，便已打定主意，更堅決地把我的身子交給我們的黨，交給本階級。從此以后，我願意絕對的受黨的訓練，聽黨的指揮，始終為無產階級利益而爭斗”（參見俄羅斯國家社會政治歷史檔案館，全宗530，目錄2，卷宗5，第175頁。）。
鄧小平被分在第七學習小組（當時中山大學共有30個這樣的小組，每組25—40人），分到第七小組的學生被認為是將來無論在共產黨還是在國民黨都會更有政治前途的學生。和鄧小平同在一組學習的有他的朋友傅鐘、叔父鄧紹聖，還有黃埔軍校校長蔣介石的兒子蔣經國（俄文名：尼古拉·弗拉基米羅維奇·葉利扎羅夫），汪精衛的外侄陳春圃（指陳璧君的遠房侄子——譯者注），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於右任的女婿屈武，未來的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組織部部長谷正鼎（俄文名：盧森堡）、未來的國民黨行政院內政部政務次長鄧文儀、國民黨南京市黨部主任委員肖贊育（俄文名：皮薩列夫）。這一組私下裡被稱作“理論家小組”。
學習小組用俄語授課，這當然影響了教學質量。上課時一半時間用於口譯，且口譯不能總是完全符合原意。但學校不能給鄧小平提供其他選擇，沒有中文授課的小組，鄧小平也不能去法文小組，因為他雖在法國生活5年卻沒有學會這個國家的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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