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8月12日，思想不斷發展的謝德尼科夫在自己的一篇經典作文中寫道：“中央的權力是自上而下的，必須完全服從首長的指令……民主不總是一成不變的概念。擴大或是縮小民主取決於周圍環境的變化。例如，在革命前的俄國不可能擴大民主。在現今的中國也同樣是不可能的。”（俄羅斯國家社會政治歷史檔案館，全宗530，目錄2，卷宗15，第42頁。）
中山大學黨支部定期給鄧小平做出積極的評價。1926年6月16日中山大學中共黨支部的一份“黨員批評計劃案”中記載：“一切行動合於黨員的身份，無非黨的傾向”﹔“守紀律”、“對黨中的紀律問題甚為注意，對一般政治問題亦很關心且有相當的認識，在組會中亦能積極參加討論各種問題，且能激發同志討論各種問題”﹔“黨的大會和組會從無缺席”﹔“黨指定的工作能切實執行”﹔“與同志們關系密切”﹔對功課“很有興趣”，“努力學習可以影響他人”﹔“對黨的認識很有進步，能在團員中樹植黨的影響”﹔“能做宣傳及組織工作”。（參見：《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上），第29—30頁。）在另一份中山大學黨支部1926年11月5日的鑒定中強調：“多佐羅夫是一個十分積極、精力充沛的共產黨員和共青團員（聯共（布）候補黨員）。是校團委的優秀組織工作者。遵守紀律，自制力強，善於學習，多佐羅夫同志在校團委的組織工作中積累了豐富經驗，進步很快。積極參加社會工作，同他人保持同志關系。學習優秀、黨性強（單獨開展工作——單獨做國民黨黨員的工作，被指派做這項工作的都是最優秀的黨員）。該同志最適合做組織工作”，“由於鄧小平良好、自覺而積極的工作表現”，（參見鄧希賢（多佐羅夫）個人檔案，俄羅斯國家社會政治歷史檔案館，全宗495，目錄225，卷宗1629，第1—4頁。）1926年10月9日，在鄧小平擔任黨小組組長的第7學習小組全體會上鄧小平由聯共（布）候補黨員轉為正式黨員。
在自己的品德計劃案中鄧小平也像對黨組織那樣很好地介紹了自己。學校每幾百名男生才有二三十名女生，鄧小平不像大多數男同學那樣對女生糾纏，而是表現得非常保守。他真心愛上了一位俄文名叫多加多娃的姑娘。她苗條、可愛，短頭發，細而黑的雙眉，微微豐潤的嘴唇。鄧並未做出任何舉動，而是把全部時間用來學習和做黨的工作。他隻知道這個姑娘的真名叫張錫瑗，1907年10月28日出生在直隸省房山縣良鄉火車站的一個鐵路工人家庭，比鄧小三歲，在鄧小平到莫斯科前兩個月和陳紹禹一路從中國來到莫斯科，幾個月后，也就是1925年12月在莫斯科加入共產黨。張錫瑗在另一個小組學習，也同鄧小平一樣進入校團委組織局。說實話，她學習並不是很主動，常得3分。黨務工作做得也不是都很順利，有一次她甚至得到“沒完成黨交辦的任務”的評價。（參見多加多娃個人檔案，俄羅斯國家政治社會歷史檔案館，全宗495，目錄225，卷宗1669。）她也沒發生什麼浪漫的事：應該做的是爭取組織的信任。（直到1928年鄧小平和張錫瑗才戀愛結婚。也就是在鄧小平回國一年，張錫瑗回國半年以后。他們在上海舉行了婚禮，之后他們同在設於上海的中共中央秘書處工作（參見《鄭超麟回憶錄》，第203頁。））
中國形勢在急劇發展。1926年春，蔣介石成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1926年7月開始了最早由國民黨創始人孫中山設想的意在結束當時中國各省軍閥割據的北伐。在中國西北的蔣介石的聯盟軍被稱為國民軍，其總司令馮玉祥在1924年10月起義反抗本派軍閥吳佩孚，佔領北京之時即已聲明支持國民黨。馮玉祥向蘇聯求援，蘇聯很快派來了幾十名軍事顧問，隨后又提供了超過600萬盧布的武器裝備。但就在北伐開始前3個半月，馮玉祥遭到來自北方軍閥的沉重打擊。1926年5月初，馮玉祥舉家前往蘇聯——進行爭取蘇聯擴大軍事援助的談判，並“靜待中國事態發展”（參見《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文件集》，莫斯科，1996年，第2卷，第228、281頁。）。此時，蔣介石的北伐成功開始，7月11日其受國民革命思想鼓舞的部隊打了對軍閥吳佩孚的第一個勝仗，佔領了湖南省會長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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