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石米
38名被澳洲軍艦救起來的生還者，經歷九死一生，身心疲憊地回到家裡。而那些憤怒罹難者家屬，早已把中聯公司的大門堵得水泄不通。
船難已過，罹難者家屬與輪船公司的糾紛才剛剛開始。
沉船發生后的第二天，中聯公司的大股東周曹裔家就被憤怒的受難者家屬包圍了。
當天晚上，有近三百支火把包圍了周家，憤怒的家屬涌入房內，搗爛所有家具、擺設、公司的大門、辦公設備、玻璃窗。
上海法院的檔案中記載，周家被砸是在大年初一，罹難者家屬先到中聯公司，因為發現沒人上班，憤而轉到周家砸毀家具。
事實上，中聯公司是由一群寧波同鄉集資興辦的輪船航運公司，總經理周曹裔，其余還有四位股東：龔聖治、蔡天鐸、馬世燧、周慶雲。
其中，蔡天鐸的兒子，正是台灣著名主持人蔡康永。
蔡康永曾在一篇名為《我家的鐵達尼號》的文章中提及這艘船的身世：
“我們的輪船”，其實是幾十年前，爸爸在上海開的輪船公司的船。這家公司所擁有的輪船當中，最有名的一艘，叫做太平輪。
太平輪載重2050噸，自1948年7月14日開始，中聯公司以每月7000美元的租金向太平洋船塢公司租用，往來於上海和基隆，至1949年1月27日最后一班，太平輪共行駛了35個航班。
在1948年9月28日至10月26日之間，太平輪還臨時為國民黨軍隊征用，在遼沈戰役中負責運送國民黨傷兵和當作補給船。
在太平輪運行初期，通過太平輪往來上海與基隆的乘客主要是商人、游客、眷屬和去台灣的公務人員。
隨著國民黨軍隊的節節敗退和淮海戰役的失敗，作為商務船的太平輪開始成為逃難船。
蔡康永在文中講到太平輪最后一批乘客的人員構成：
理所當然，這群太平輪的最后一批乘客裡，有當時上海最有錢有勢的一些人，也有爸爸最要好的朋友。他們有的用金條換艙位，硬是從原來的乘客手上，把位子買過來﹔有的靠關系，向爸爸或者船公司其他合伙人要到最后幾個位子。
從上海檔案館的《中聯公司太平輪出口旅客名冊》、《被難家屬名冊》中，也可以看到若干在當時十分顯赫的名字。
山西省主席邱仰浚一家，同行的山西同鄉、遼寧省主席徐箴一家，蔣經國留俄同窗好友俞季虞，總統府機要室主任毛慶祥之子，台灣清真寺創辦人常子春的家人，台灣陸軍訓練部司令教官齊杰臣的家眷五口，袁世凱之孫袁家藝，國立音樂學院院長吳伯超，海南島代表國民政府接受日本投降的海南島司令王毅，天津市長之子，《時與潮》總編輯鄧蓮溪……
除了這些名流顯貴，船上還有許多當時公教單位遷台洽公的公務員，比如國防部第二廳調台職員30多人，中央銀行押運員6人，僅秘書廖南毅生還﹔還有淡水合作社負責魚苗放流的工作人員13人，中央社編輯和家人，郵電局職員，香港《工商日報》記者……
另有許多往來兩岸的名人、商旅、眷屬，李昌鈺之父、台灣演員林月華之父、著名美籍華裔神探等等，都是早年成功的富商。
香港已故女首富龔如心的父親，也因為乘坐太平輪去台洽公，不幸離世。
事發后，受難者家屬中亦不乏有名望、有地位的人。常子春、楊洪釗及齊杰臣等人，都因為妻小一家沒有消息，心急如焚，在第一時間前往失事現場向上海中聯公司了解情況。
一些家屬到失事地點舟山群島附近搜尋，李昌鈺的母親曾雇用飛機到失事海域盤旋搜索，希望找到生還者。
時間一天一天過去，當罹難者的家屬們不得不接受親人可能已在海難中去世的事實后，他們中的一部分人開始准備追要補償。
在當時，每艘輪船都要向保險公司投保，太平輪失事后，保險公司應該負責對罹難者家屬的經濟賠償，但太平輪是一個例外。
作為船東的兒子，蔡康永在文中寫道：
爸爸從來沒有跟我說過太平輪沉沒的原因。隻提過當時他們公司擁有的每一艘輪船，一律都向英國著名的保險公司投保。唯獨太平輪例外，因為當時爸爸一位相識在上海開了保險公司，為了捧捧人場，就把手上這艘剛要開始在上海和台灣之間航行的太平輪，給這家上海人自營的保險公司承保。
太平輪一出事，這家保險公司立刻宣布倒閉。於是，所有的賠償，全部由中聯公司自己負責。
上海檔案館的檔案中顯示，在事發后，太平輪受難者家屬立即成立了“太平輪被難旅客家屬善后委員會”，負責與中聯公司談判賠償事宜。
罹難者家屬被中聯公司安排住在吳宮飯店，負擔一切費用，每人發放米14石。
416位登記在冊的罹難者家屬，選定齊杰臣、呂谷凡、楊洪釗等幾人，在2月6日向中聯公司提出告訴，提出了幾項要求：
一、追究刑事責任。
二、函台南高等法院、高雄地院、台北高地院，以法保障被難家屬的損害賠償。
三、函滬航政局、社會局及其他有關機關，責令中聯公司從速辦理撫恤與賠償。
四、在台灣的家屬善后委員會要求扣押中聯企業名下的輪船，包括曾為蔣介石座船的華聯輪。
但是， 最終雙方還是沒法達成和解，接下來的幾個月，家屬們分別展開了兩岸的訴訟官司。
家屬們向台灣省主席陳誠陳情，同時也向立委謝娥陳情。他們還聘請了台灣、上海兩個律師團，章士釗就是被聘請的上海律師之一。
法院初審判決，中聯公司應付損害賠償223萬元。因為中聯公司無法繳納這麼多賠償金，2月21日，高雄法院扣押了中聯公司的安聯輪。
根據1949年2月23日《台灣新生報》的報道，2月22日起，中聯公司答應在台北重慶北路中聯公司內發放臨時救濟金，每個受難者家屬可領金圓券1萬元，折合台幣35萬元。
對於太平輪的幾個股東來說，這次海難，幾乎完全改變了他們的生活。
中聯公司經理周曹裔一家的孩子們跟著母親連夜搬家，周家拿出所有私人現金、財產、金銀首飾來理賠，但是在那種通貨膨脹劇烈，市面上幣值一日三變的動蕩年代，即便周家傾其所有，仍然無法支付巨額的理賠金。
周曹裔到了台灣，要求以華聯輪向台灣銀行抵押現金120萬新台幣，作為償債的抵押品。但是這項貸款直到次年4月21日才全額撥付。
1950年5月3日，安聯輪也抵押了30萬現金，作為支付太平輪事件的賠款使用。
至此，中聯公司早已無法營業，幾乎是一個空殼了。
蔡康永在文中描述：
在太平輪上遭難的乘客，人數之多，牽連之廣，無論再怎麼樣的賠償都不可能讓家屬滿意。
官司始終無法解決，公司旗下太平輪以外的另外兩艘輪船，被鐵鏈鎖在高雄，直到全部鏽爛，成為廢鐵。
所謂“我們的輪船”，從此全部跟我們無關了。
蔡康永的家裡，如今隻有一張邊緣釘滿黃銅釘的扶手椅和一架望遠鏡，是從“我們的輪船”上拿下來的東西。
蔡天鐸經常說：“那是老蔣總統坐我們的輪船時，最喜歡坐的椅子。”
上海檔案館的材料顯示，太平輪每個罹難船員的家屬，領到了80石米的賠償。
在經濟接近崩潰的、戰亂的1949年，早上拿到了錢幣，下午就可能成廢紙，倒不如拿白米實惠。
《時與潮》總編輯鄧蓮溪之子鄧平回憶，當年他們確實領到了補償金，但是金額不高，家中生計全部落在母親身上。
一次意外的相撞，無數的家庭，從此陷入困境﹔無論是罹難者還是生還者，他們的人生路徑都發生了徹底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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