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博士誕生記

　　恢復研究生

　　1977年，夾在“文革”結束和改革開放之間的年份，像一道分水嶺，劃開了兩個時代。

　　現在，人們回憶起這個特殊的年份，總會將它和一個改變了千千萬萬中國人命運的事件結合在一起——恢復高考。

　　那一年，鄧小平第三次復出工作，自告奮勇主抓教育和科技工作。當時“四人幫”雖然已經倒台，但“兩個估計”，即所謂“新中國17年教育戰線是資產階級專了無產階級的政，知識分子的大多數的世界觀基本上是資產階級的”，依然沉重地壓在中國知識分子的頭上。

　　1977年8月4日，鄧小平提議舉行了一次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請來了包括周培源、童第周、蘇步青在內的40多位教育界專家和官員，在人民大會堂暢談教育。與會者開始並不知道鄧小平要來參會，后來，他們發現鄧小平幾乎每場必到。

　　會議開始時，大家發言都很謹慎，但談了兩天后，談話口子越來越大。清華大學的教授在談到教育質量時說，現在很多人隻有小學畢業的程度，補習了8個月就學大學的課程，讀了3年就畢業了，根本沒有什麼真才實學。鄧小平聽了此發言，當即不滿意地說：那就應當叫“清華中學”、“清華小學”，不能叫大學。

　　與會的學者們越說越激動，湖北大學的查全性教授激動地站起來請求改變當時的大學招生辦法，提出在當年就恢復高考，這個建議立刻得到與會科學家的一致贊同。

　　鄧小平問：“今年是不是來不及改了？”情緒激昂的專家們說，“今年改還來得及，最多晚一點。”鄧小平說：“既然大家要求，那就改過來。”

　　一錘定音。

　　恢復高考，不僅是一個國家和時代的拐點，更是許多個人的人生拐點。恢復高考的歷史功績被無數人感念，不太為人所知的是，比大學本科更高一級的研究生招生，也是在這一年確定恢復。

　　1977年10月12日，國務院批轉教育部《關於1977年高等學校招生工作的意見》，宣布當年立即恢復高考。當時國務院批轉的文件其實有兩個，另一個即《關於高等學校招收研究生的意見》。

　　中國恢復研究生招生的主推者，同樣是鄧小平。

　　1977年8月1日，鄧小平在同方毅、劉西堯的談話中提到：研究生也可以招過去大學讀過一兩年的大學生。凡是過去處理不當的，有點基礎的，可以放到大學，也可以直接放到科學院，成為今年大學招生的重點，當然年齡可能大一點。

　　幾天后，在那次確定恢復高考的座談會上，鄧小平多數時間是安靜地聽取大家的發言，偶爾的插話中又一次提到了研究生教育：對上山下鄉知識青年中通過自學達到了較高水平的人，要研究用什麼辦法、經過什麼途徑選拔回來。這種人成千上萬，要非常注意這部分人，愛護這部分人，千方百計把他們招回來上大學或當研究生。不要定什麼名額，這樣的人有多少就選多少，可以在名額之外。

　　當時，中國的研究生教育已中斷了12年。

　　早在1951年，中國就已經開始招收研究生，當時主要是由蘇聯援助中國的專家來教育培養。而這些研究生實際上是“師資研究生”，目的是為新中國培養一批高水平教師。

　　1957年，國務院批轉了《關於今年招收4年制研究生的幾點意見》，擬在“師資研究生”之外，培養少量質量較高的相當於蘇聯副博士水平的研究生，研究生的培養方向開始注重科研工作。

　　此后，中國的研究生教育一直在“師資研究生”和科研研究生之間搖擺。研究生畢業完全按照國家分配工作，師資研究生畢業了就去高校當助教，科研研究生畢業則進科研院所搞科研。那時候中國還沒有學位的概念，研究生就是比本科生高一級的學歷。

　　首批博士之中，馬中騏是僅有的一個在恢復研究生招生之前就已經上過研究生的。

　　1964年，馬中騏考上北大物理系研究生，師從著名理論物理學家胡寧。但命運捉弄，隻學了一年，“文革”爆發，正常的教學全被打亂。1967年，他回到母校蘭州大學，當上了一名物理系助教。“文革”之中，教師水平、能力評價不在學術水平，他的助教一干就是十年。蘭大理論物理教研室已經解散，圖書館都關門了，他隻好搞點地下科研。

　　1977年，馬中騏的命運迎來了轉機。在去大連參加一個會議的途中，他到北京看望了導師胡寧。胡寧告訴他一個好消息：中央允許69屆、70屆的大學生回原校繼續就讀，叫做“回爐大學生”。

　　當時恢復高考的政策尚未出爐，“回爐大學生”的政策顯然是來自8月4日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而且與鄧小平的講話直接相關。

　　有“回爐大學生”，那麼也就可能有“回爐研究生”。胡寧惦記著自己的愛徒。

　　“胡先生問我願意不願意當‘回爐研究生’。可以回北大讀書，我當然高興了。”馬中騏滿心歡喜地去了大連，但當他開會回來再去看望胡寧時，卻被告知“‘回爐研究生’行不通”，因為中央沒有紅頭文件，意味著沒有編制和經費。

　　馬中騏隻好又回到蘭州大學教書。幾個月之后，國家恢復研究生招生的文件正式下達。馬中騏又看到了回北大讀書的希望。可當年他已37歲，按照當時的規定，35歲以下才能報考。

　　希望再次破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