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博士誕生記

　　首批博士中唯一的女博士徐功巧和導師鄒承魯院士。

　　2010年，《學位條例》實施30周年時，首批博士聚會。他們按照1983年授予學位合影時的位置又拍了一張合影，這一次增加了當年缺席儀式馮玉琳（后排左一）。

　　馬中騏在進行博士論文答辯，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博士論文答辯。

　　中國第一號博士學位証書

　　首批博士在學位授予儀式后的合影

　　博士，在中國古代曾被用於學官名，也曾用於稱呼茶坊伙計——“茶博士”。在現代漢語中，博士則是人類教育體系金字塔尖的王冠，教育機構授予的最高一級學位。那頂博士帽，讓無數學子、科研工作者孜孜以求。

　　博士作為學位已有幾個世紀，而直到30年前，中國才有了自主培養的第一批博士。

　　1977年，中國恢復了高考，次年，恢復了研究生招生。被耽誤了10年之久的一大批青年，從廠礦、田間重新回到校園，就是在他們中間，誕生了新中國的首批18位博士。

　　中國博士的第一次學位授予儀式，沒有西方舶來的博士服和博士帽，卻有著中國特色的隆重——儀式在雄偉庄嚴的人民大會堂舉行，黨和國家領導人向他們頒發了學位証書。

　　雖然當時很多人並不清楚“博士”為何物，但首批博士學位的授予，卻成為一個歷史性事件，記錄著重新建立起來的對知識和人才的尊重與期待。

　　博士“十八羅漢”

　　1983年5月27日，北京，又一個姹紫嫣紅的初夏。坐落在天安門廣場西側的人民大會堂熱鬧非凡。與以往不同的是，今天走進這裡的既不是來訪的外國首腦，也不是共商國是的人大代表。

　　這一天，在這座宏偉建筑物裡濟濟一堂的是當時全中國最有學問的群體——中國自主培養的首批博士。

　　這18個名字注定要載入史冊：馬中騏、謝惠民、黃朝商、徐功巧、徐文耀、白志東、趙林城、李尚志、范洪義、單墫、蘇淳、洪家興、李紹寬、張蔭南、馮玉琳、童裕孫、王建磐、於秀源。

　　中國自己培養的這18名“土博士”中，有6名來自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6名來自中國科學技術大學，4名來自復旦大學，另外兩名分別來自華東師范大學和山東大學。除了唯一的工學博士馮玉琳當時在美國讀書沒有到場外，其余17名博士和他們的老師、校長們，以及一批碩士參加了這次大會。

　　在北京市石景山區玉泉路寓所內，首批博士之一、中科院高能物理所教授馬中騏指著書房裡的一張照片對記者說：“后排最中間的那個就是我。”照片上題有“黨和國家領導人接見博士、導師和碩士代表”一行字，成為1983年5月27日的歷史定格。

　　照片上，博士們並沒有穿著統一的學位服。因為意義重大，當時博士應該穿什麼衣服參加學位授予儀式，也引起了爭論，焦點在於要不要像國外一樣採用學位服。

　　那時候中國剛剛改革開放，還不大接受西方的衣著方式，人們的服裝以中山裝、白襯衫為主，色調集中於黑、白、藍、灰。像博士服、博士帽這樣的特定服裝很少為人所知，很多人覺得那像是宗教服裝，很怪異。

　　因為沒有定論，最后國家決定，首批博士不配備學位服，而是按照大型會議的慣例，每個人發200元置裝費，讓博士們自己決定著裝。

　　第一次博士學位授予儀式上，隻有王建磐一個人穿了西裝，但根本不會打領帶，隻好向導師求助。馬中騏則回憶說：“我當時也沒請示什麼人，只是覺得中國的第一批博士穿洋裝不太好，‘文革’時大家不都穿軍便裝嘛，我就去買了一套新的軍便裝，藍色的確良卡其的。”

　　首批博士之一、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教授李尚志，至今還保留著大會的入場券，粉色的票面上印著他的座位號。那天一位老先生走到他面前問：“你是哪個學校的？”李尚志說：“我是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的。”老先生說了句“中科大確實培養了一批人才”，就走開了。

　　旁邊有人興奮地小聲嘀咕：“錢老！”李尚志這才知道，問他話的，竟然是中國科學界泰斗級人物、“兩彈一星”元勛錢三強。

　　下午3時，學位授予儀式開始，當他們從中央領導人手中接過紫紅色封面、印有金色國徽的博士學位証書時，新中國首批博士誕生了。這18名博士，后來被人戲稱為“十八羅漢”。

　　這樣高規格的學位典禮，在中國乃至世界上，都是絕無僅有的一次。國務院學位辦公室原主任、原國家教委研究生司司長吳本廈曾撰文回憶說，舉行這個儀式的目的是要選出人才、出好人才，在北京集中舉行授予儀式，也是為了擴大在國內外的影響。

　　首批博士之一、復旦大學教授張蔭南把1983年5月27日稱為“國家學位的‘開國大典’”。

　　“這是國家的根本大業，雖然當時的培養條件並不是很充分，但百廢待舉，人才青黃不接，急需自己培養人才。可以說，國家走出了大膽的一步，有了第一步，才有第二步、第三步……”

　　“比夢都美好。”李尚志這樣形容自己博士學位的獲得。他甚至覺得那一天美好得不太真實，怕酣夢醒來，自己仍然躺在大巴山的小屋之中，桌上擺著批判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的學習材料。

　　1970年，李尚志從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畢業，回到四川萬源縣，在公社小學和農村工作隊一呆就是8年。“文革”之中，有關知識分子的政策，幾乎就是一次又一次的批判、批斗。小學教師身份的李尚志對此已經“習慣”了。

　　但是，從1977年開始，好消息一個接一個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