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推行和貫徹“雙百”方針，毛澤東力排眾議。當時，蘇聯和東歐一些國家對“雙百”方針持不同意見﹔黨內一些干部也不甚理解，對實施中出現的新情況憂慮重重。1957年1月7日《人民日報》登載陳其通等4人的《我們對目前文藝工作的幾點意見》。毛澤東對此多次提出批評，在這年春天幾乎是逢會必講“雙百”方針。他說：“採取現在的方針，文學藝術、科學技術會繁榮發達，黨會經常保持活力，人民事業會欣欣向榮，中國會變成一個大強國而又使人可親。” 毛澤東身體力行。當時蘇聯學者向中國陪同人員談到他不同意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中關於孫中山世界觀的論點，有人提議把這一事件通報給蘇聯駐華大使尤金。毛澤東堅決不同意這樣做，並就此事給有關中央領導寫信：“我認為這種自由談論，不應當去禁止。這是對學術思想的不同意見，什麼人都可以談論，無所謂損害威信。”“如果國內對此類學術問題和任何領導人有不同意見，也不應加以禁止。如果企圖禁止，那是完全錯誤的。” 這充分表明了毛澤東對學術界百家爭鳴的態度。即使在后來整個思想文化領域向“左”轉的情況下，毛澤東也基本上能本著這個原則來處理問題。例如，1964年對待周谷城和姚文元關於“時代精神匯合論”的爭論﹔1965年對待郭沫若和高二適關於王羲之《蘭亭序》書法真偽的爭論﹔一直到1976年2月，還回信明確同意劉大杰對評法批儒運動全面否定韓愈的非議。等等。
“雙百”方針的提出，順應了繁榮文化藝術、發展科學技術的時代要求，一經提出，立即在知識界引起強烈反響，文化事業出現了生氣勃勃的發展景象：“大大促進了文學、藝術、哲學、社會科學、自然科學、技術科學的發展和繁榮，半個世紀以來在這些文化領域所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無論數量或質量都是前人所不可企及的，有些已達到或接近世界先進水平。” 令人矚目的成就的取得，証明了“雙百”方針是一個符合社會主義科學文化發展客觀規律的方針。
綜上所述，毛澤東在新中國文化建設中以高度的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積極探索文化建設的新路，確立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把蕩滌落后文化、建設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新文化作為文化綱領，強調和發揮人民群眾在文化建設中的主體作用，提出了“古為今用”和“洋為中用”的基本原則和繁榮發展社會主義文化的“雙百”方針，確定了文化發展的正確方向，解決了新中國文化建設中帶有方向性、根本性、戰略性的重大問題，奠定了社會主義文化發展的基石，文化發揮了引領方向、教育人民、服務社會、推動發展的重要作用，結束了舊中國文盲半文盲佔人口絕大多數的歷史，創造了中國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嶄新的人民文化。無庸諱言，由於歷史時代局限與當時的嚴峻國際形勢影響，毛澤東過分強調了文化的政治功能，忽視文化和意識形態的相對獨立性，晚年的文化探索明顯地存在著理性認識與實踐操作相脫節的問題，一些文化建設思想在實踐中沒有得到嚴格遵守和真正執行﹔而且，從1960年代開始對文化領域的判斷出現失誤，甚至在1966年8月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的《關於文化大革命的決定》,提出在文化領域開展階級斗爭和奪取文化領域領導權的任務。文化革命充當了政治革命的先鋒，造成了“文化大革命”那樣的全局性錯誤，也造成了文化的災難。這個教訓應該牢記。也正是他最先對黨的文化政策實踐進行反思，並在1975年7月明確提出“黨的文藝政策應該調整一下” 。雖然，毛澤東曾經追求的“中國會變成一個大強國而又使人可親”的目標沒有實現，但他領導的新中國文化建設理論與實踐中對文化強國目標的追求以及發展繁榮文化的舉措，為新時期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提供了寶貴經驗、理論准備、物質基礎。
（作者為當代中國研究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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