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媛
1985年,胡康生進入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第一次參與的就是民法通則起草工作。他說,那時聽了彭真講話,驚訝於他對民法竟講得如此深入、精辟,“心中非常佩服”。
在工作中,胡康生越來越深切地體會到彭真的民主法制思想。它是從革命戰爭年代到新中國成立之后正反兩個方面經驗的總結,包括“文革”的慘痛教訓﹔也是他注重理論聯系實際,把馬列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產物。
當年楊景宇曾經參與《彭真文選》的編輯工作,他回憶說:文稿敲定后,“彭真同志很高興。他說:我是做實際工作的,不是理論家。人們常說理論聯系實際,我是實際聯系理論,在實際工作中遇到問題,就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去分析它、解決它,處理完一件事,再去處理另一件事,這幾十年就是這樣過來的。”這句話聽似謙虛之詞,實則闡釋了一個重大問題,就是毛澤東在延安整風中曾說的,正確對待馬克思主義的態度,隻能是“為著解決中國革命的理論問題和策略問題而去從它找立場、觀點、方法的。這種態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態度”。
說起彭真的民主法制思想,楊景宇、胡康生、張春生三人都說,“它既是彭真的財富,也是我們黨的財富”。
彭真民主法制思想源於在晉察冀的實踐
“講彭真民主法制思想的源頭,就要追溯到晉察冀時期。”張春生說。
1938年2月,彭真到達晉察冀邊區,1941年3月赴延安。整整3年,他和聶榮臻等一起領導了邊區改造舊社會、創造新民主主義社會的實踐。時任晉察冀分局書記的彭真,根據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理論,結合邊區實際,制定方針政策,不斷總結經驗,在邊區建設新民主主義的政治、經濟、文化。在晉察冀,彭真把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提出的新民主主義理論轉化成為制度,可以說當年的晉察冀邊區就是新民主主義社會的雛形。
1941年,彭真返回延安,在兩個半月時間裡,就晉察冀邊區根據地的工作,分7次向中央政治局和毛澤東作了系統、全面的報告。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對報告給予了高度評價,中共中央以《晉察冀邊區的各種具體政策及黨的建設經驗》為題,分幾次將報告要點批轉各抗日根據地學習參考。毛澤東稱贊彭真的報告“是馬列主義的”。這篇報告選入《彭真文選》,作為開篇。一部文選,開篇和結尾兩篇文章是最重要的,由此可見晉察冀邊區建設經驗的重要性。
楊景宇說,要講彭真民主法制思想,他的人民民主政權建設經驗和民主法制思想,源頭就在晉察冀。舉個例子來說,上世紀80年代制定村委會組織法時,鄉政府對村委會是領導關系還是指導關系?要不要把村委會變成鄉政府的“腿”?在這個關鍵問題上,曾有很大爭論。很多地方不贊成指導關系,一個重要理由是,老百姓的民主管理水平和自治能力不高。彭真不贊成這個“理由”,他說:當年在晉察冀邊區,村裡選村長,實行的就是民主選舉。那個時候,老百姓大多是文盲,不會寫字,他們就用“豆選”。候選人坐在台上,身后放個條案,每個候選人背后放一個大黑碗。老百姓一人手裡拿一個豆,每個人在每個碗裡都戳一下,大家都不知道豆放在哪個碗裡了。最后數豆,誰得的豆多誰當選。那個時候群眾都有能力選村長,能夠自治,現在怎麼倒不能自治了?
彭真的話講得大家心服口服,最終鄉政府與村委會的關系被確定為指導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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