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遠東軍的支持
1940年9月底，周保中接到了蘇聯遠東軍聯絡官王新林發來的通知，內容令人振奮：在本年十二月初，中共代表就可來到而召集黨工作人員會議。所以在十二月前，所有軍事領導者、軍事委員和黨書記要到達此地（蘇聯遠東軍司令部所在地伯力）。
聯絡官王新林是個地地道道的蘇聯人，這個中文名是俄語中常用名“瓦西裡”的音譯。后來聯絡官幾易其人，但抗聯都稱呼其為“王新林”。這個名字幾乎成了聯絡官的代稱。
不過，在1939年底第一個王新林出現之前，蘇聯遠東軍對抗聯的態度是復雜而模糊的，至少談不上支持。“那時候，抗聯是盡可能避免進入蘇聯，這是有過慘痛教訓的。”原抗聯第七軍第一師政治部主任彭施魯之子彭越關告訴記者。
有時候，抗聯的小部隊被日軍追擊，走投無路的情況下會暫時越過邊境，進入蘇聯境內。而日軍懾於與蘇聯的直接沖突，往往隻能止步於國境線。
多數情況下，抗聯的越境並不會被蘇聯遠東軍知曉。即便發現，他們也並不會直接阻擋，他們甚至允許抗聯領導到蘇聯境內召開會議。但是，這並不意味著蘇聯遠東軍支持抗聯。據彭施魯回憶，在1939年之前，抗聯部隊和蘇聯遠東軍是沒有直接聯系的。抗聯部隊越境之后，一旦被蘇聯遠東軍發現，就會被繳除武器，有的遣送回中國，還有很多人從此不知所終。
1937年底，時任抗聯第三軍軍長的趙尚志帶領6名警衛員進入蘇聯境內。此行一是想通過蘇聯與黨中央接上聯系，另一方面則爭取蘇聯對東北抗日斗爭的援助。
趙尚志曾是黃埔軍校的學生，當時的蘇聯遠東軍區司令布留赫爾元帥曾在黃埔軍校授過課。有了這段師生之誼，趙尚志本來滿懷希望能夠得到布留赫爾的支援，沒承想，他剛一入境就被繳械扣押。原來，當時的布留赫爾正在接受審查。他被懷疑為日本奸細，不久后因此而被處死。趙尚志受此牽連，被關押了一年多。
和趙尚志相似的，還有抗日聯軍第六軍軍長戴洪賓。趙尚志越境多日不歸，戴洪賓率500名抗聯戰士進入蘇聯尋找趙尚志，結果被蘇軍繳械，絕大部分人被遣送新疆。戴洪賓被蘇軍扣留，與趙尚志關在同一個獄室。
但是到了1939年，蘇聯遠東軍對抗聯變得熱情起來，他們派人主動聯絡抗聯，並積極表示會給與抗聯各方面支援。
原遼寧省社會科學院地方黨史研究所所長高樹橋說：“蘇軍態度的轉變是國際形勢使然。”
1939年，德國法西斯入侵波蘭，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與歐洲相隔萬裡的遠東地區也不太平，蘇聯和日本在中蒙邊界打起了諾門罕戰役。戰役由日本挑起，以日本完敗告終。這次讓日本陸軍羞辱不已的慘敗，直接改變了日本侵略計劃的走向。
此前，日本侵略擴張的方向，一直在陸軍的“北進”和海軍的“南下”間爭論未定。日本陸軍完敗於蘇軍，海軍主張的南下戰略成為主導，這才有了后來的偷襲珍珠港。
蘇聯方面雖然在諾門罕取得了巨大勝利，卻也無意擴大戰果。歐洲形勢的巨變，讓蘇聯更加需要遠東地區的穩定。一直與日軍堅定戰斗的東北抗聯，成了蘇軍的協同盟友。
還有一件不為人所知的叛逃事件，讓抗聯成了蘇聯遠東軍解決燃眉之急的唯一選擇。
1937年至1938年間，蘇聯內部開展了血腥的“大清洗”：五名元帥殺了三名，十二名集團軍司令一個不剩，六十七名軍長殺了六十名……擔任蘇聯內務人民委員部遠東地區部長的留西柯夫成了驚弓之鳥，在獲悉自己也可能被列為“清洗”對象之后，他於1938年偷越國境，逃至滿洲裡,向日本關東軍投降。
蘇聯內務人民委員部下轄國家安全委員會，這個組織后來的名字更為著名——克格勃。留西柯夫的叛逃，直接導致蘇聯整個遠東的對日情報網全盤癱瘓。
情報系統的重建，絕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在中國東北，抗聯是蘇聯遠東軍唯一能夠聯絡和信賴的軍事力量，他們熟悉日軍在東北的戰略設施、軍事布置。而且，抗聯戰士的中國人身份，也是日后偵察、情報工作的便利條件。
於是，從1939年開始，蘇聯遠東軍對抗聯頻頻主動示好。他們指派了王新林作為抗聯聯絡官，釋放了趙尚志，給抗聯提供食物、藥品、武器的支援，對抗聯部隊過境也大開方便之門。抗聯領導干部召開的會議，都被安排到蘇聯境內的伯力。
抗聯方面請蘇聯遠東軍幫助恢復與中共中央和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聯系，蘇方也是滿口應允。終於在1940年9月，王新林給抗聯領導人發來了伯力會議的通知，中共代表將主持召開這次會議，“解決黨組織和目前游擊隊運動的一切問題”。
抗聯的隊伍分散在廣袤的東北深山老林中，相互聯絡殊為不易。但在通知要求的12月初，周保中、張壽篯、馮仲雲、趙尚志等抗聯主要領導人還是按時趕到了伯力。會議通知也向抗聯第一路軍傳達出去，只是，那時楊靖宇已經犧牲，再也收不到這份渴盼已久的會議通知。
然而，抗聯各部的領導們到齊了，會議卻遲遲不見召開。周保中等人焦急、熱切地等了一個多月，等來的卻是王新林讓人失望的實話：根本沒有中共代表來參加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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