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獨秀的火氣、骨氣和運氣

被開除出黨，與其強硬甚至偏激的個性不無關系

陳獨秀和李大釗在共產國際的協助下，攜手建立中國共產黨，並於1920年上半年在上海成立中共發起組，陳獨秀任書記。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在上海召開了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當時陳獨秀任廣東省教育委員會委員長，未能出席大會，但大會仍然推舉他擔任中共中央局書記。此后至1927年7月，他曾任中共第二屆、第三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長，第四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總書記，第五屆中央委員會總書記。

從中共創立到1927年大革命失敗，這七年間風雲激蕩，革命斗爭既激烈又復雜。中共中央所制定和實施的方針政策，各項革命工作的進行，以及對形形色色的新老敵人的斗爭，其中的功過是非，成敗得失，莫不與身為中央領袖的陳獨秀有著密切的關系。在他擔任中共早期領袖期間，他與共產國際陸續派來的代表維經斯基、馬林、鮑羅廷、羅易、羅明納茲等共過事，對這些黃頭發藍眼睛的“欽差大臣”他沒有一個看上眼的，尤其反感他們脫離中國實際的瞎指揮。所以，這些人都向共產國際告過他的狀，這也為他早早下台，以至被開除出黨，埋下了伏筆。

中共一大后，當年9月，陳獨秀在廣東辭職后與包惠僧乘船回滬，在船舷上陳獨秀對包惠僧談起共產國際：“我們沒有必要靠它，現在我們還沒有陣地，以后工作展開了再找第三國際聯系。”包惠僧說：“陳先生，馬林說過中國共產黨從成立起，就編入第三國際，是國際的一個支部。”陳獨秀聽后十分反感，說道：“他們承認與否沒有用！要靠中國人自己組織黨，中國革命要靠中國人自己干，要一面工作，一面革命。”

回到上海后，陳獨秀就任中共中央局書記。剛一上任，陳獨秀就從李達那裡得知馬林不尊重中國同志、態度傲慢、擅自處理一些問題的情況。還聽說馬林曾公開表示“一年以來，第三國際在中國用了20余萬（元），而成績如此，中國同志未免太不努力”。陳獨秀當即與馬林發生沖突，駁斥說：“我們哪裡用了這樣多，半數是第三國際代表自己拿去住洋房、吃面包，為何誣賴別人！”

與此同時，陳獨秀也責問張國燾：“你為何向馬林提出勞動組合書記部計劃和預算？而且對於工作人員還規定了薪給，等於雇佣革命！中國革命一切要我們自己負責的，所有黨員都應無報酬地為黨服務，這是我們所要堅持的立場。”他還多次在黨的會議上說：“我們沒有必要事事都要依靠第三國際，聽馬林的。馬林以共產國際自居，他馬林就是共產國際？他要我們聽他的，牽著我們鼻子走。否則，不聽他的，就是不聽共產國際。”

關系鬧僵，馬林也是有責任的。當他接到共產國際指示，在中國、朝鮮、日本選派代表參加遠東人民代表大會時，不征求中共中央同意，事前也未同陳獨秀商量，擅自派遣擔任其翻譯的中共黨員張太雷赴日工作，並要張太雷不告訴黨內其他同志。陳獨秀對此事極為不滿，認為馬林簡直是胡作非為，藐視中共中央。他表示不與馬林見面，並擬要求共產國際撤換馬林的代表職務。

他被勸才與馬林在上海見面時，馬林就用帶有命令的口吻說：“陳獨秀同志，你如果是真的共產黨員，就應該聽共產國際的。”陳獨秀一聽，猛地站起來對馬林說：“中國革命有中國的國情，目前也不需要國際的經濟援助，中共的工作，也無須樣樣依靠國際，我們有我們的獨立性。”馬林一聽氣得無言以對，雙方第一次會面就不歡而散。

張太雷奔走於馬林和陳獨秀之間，試圖說服陳獨秀。一天，張太雷借用馬林的話勸陳獨秀說，全世界的共產主義運動，都是在共產國際的領導之下，中國也不能例外。陳獨秀不聽則罷，一聽就發起火來：“各國革命有各國國情。我們有多大能力干多大的事，決不能讓任何人牽著鼻子走，我可以不干，決不能戴共產國際這頂大帽子。”

大革命失敗后，陳獨秀幾乎承擔了全部責任。8月7日，中共中央在漢口召開緊急會議，共產國際代表羅明納茲將他拒之會外。他被邊緣化了，隻得與黃文容、汪原放等乘船去上海。一路上，他臉色鐵青，嘴角緊閉，很少說話，難得開口。說的也是反反復復一句話：“中國革命應該由中國人自己來領導。”到了上海，黃文容問他：“仲甫同志，鮑羅廷和中央屢屢讓你去蘇聯學習，你為什麼拒絕呢？”他回答說：“你懂什麼？莫斯科讓我去學什麼啊？學中國革命問題？中國歷史是中國人懂得還是外國人懂得？你以為中國問題還要請教外國人，難道外國問題也請教中國人，中國人能懂嗎？”

八七會議后，陳獨秀正式離開了中共中央的領導崗位。他的心情非常沉重，表現得十分消極，整天躲在上海的小屋裡研究中國文字拼音化和音韻學問題。

1929年四五月間，陳獨秀從歸國留學生托派分子手中見到了一批托派文件。他驚喜地發現，他的許多主張，原來與遠在莫斯科的素不相識的托洛茨基的主張不謀而合。他似覺找到了精神寄托，漸漸地接受了托洛茨基主義。

陳獨秀接受托派觀點以后，身邊很快形成了一個意氣相投的群體，並在黨內加緊進行反對中央的分裂活動。1929年8月5日，陳獨秀給中共中央寫了一封1.5萬字的長信，猛烈抨擊八七會議和六大以來的路線，並要求在全黨公開討論，企圖以托派路線代替六大路線。中共中央多次對陳獨秀等人的派別活動提出了警告。8月28日，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的代表約陳獨秀談話，指出他不應該發表和中央不同的意見。陳獨秀不聽，宣稱“我不應再為尋常組織紀律所拘囚”。此時的陳獨秀已聽不進任何勸告。

正如陳獨秀的老朋友汪孟鄒所說，他是個“無法無天”的人。他在給中央的信中甚至膽大到要求“公布列寧遺囑”，而列寧遺囑最核心的內容是：“我建議同志們想個辦法把斯大林從這個位置上調開。”斯大林此時正穩穩當當地坐在國際共運領袖的位置上，可陳獨秀根本不顧忌這些。

客觀地說，陳獨秀獨特的個性使他缺乏政治家的靈活性，尤其厭惡玩弄權術。他的優點和缺點都是外露的。像他這樣性格的人並不適宜政治家的角色，但歷史卻把他推上了政治舞台的重要崗位。他氣質剛強，目光銳利，富有革命開拓精神，凡是他認為看准了的政治方向，就勇往直前，義無反顧﹔而當他一旦走入歧途之后，他那剛強的個性便一變而為剛愎自用，是很難回頭的。

魯迅是有傲骨的人，他也認為陳獨秀非常固執己見：“每當辯論的時候，他會聲色俱厲地堅持他個人的主張，倘然有人堅決反對他，他竟會站起身來拂袖而去。”同時魯迅又說：“假如將韜略比作一間倉庫罷，獨秀先生的是外面豎一面大旗，大書道：‘內皆武器，來者小心！’但那門卻開著的，裡面有幾支槍，幾把刀，一目了然，用不著提防。”魯迅一針見血地指出了陳獨秀待人處事的方式。

1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開除陳獨秀黨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