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獨秀的火氣、骨氣和運氣

厄運中之幸運，最后的妻子陪他走完了最后的歷程

如同政治生涯的坎坷曲折一樣，陳獨秀的情感世界也是纏綿起伏，讓人捉摸不透。

陳獨秀一生有過四次婚戀，他的一生似與“四”有緣：四次被捕，育有四子二女。1897年冬，陳獨秀18歲時與高曉嵐結婚。高曉嵐長陳獨秀三歲，為安慶統領高登科之女，因高與陳的嗣父陳昔凡熟悉，又門當戶對，才有這門親事。高曉嵐因自幼受繼母虐待，雖是將門之女卻目不識丁。她恪守婦道，足不出戶，思想保守。兩個人越來越沒有了共同語言，夫妻關系日趨惡化。

說來也巧，比高曉嵐小10歲的同父異母的妹妹高君曼，是個新派女性，愛好文學，曾在北京女子師范學院學習，對姐夫陳獨秀從崇拜到愛慕。1911年，陳獨秀在杭州與高君曼結為伉儷。這引起了全家的反對。嗣父陳昔凡認為這種大逆不道的事比陳獨秀干革命還難以容忍，罵他敗壞門風，揚言今后不許他倆踏進陳家的大門。高家也認為兩姐妹同嫁一人為禮教所不容。離經叛道的二人憑著堅決“自由戀愛”的倔勁兒，不顧家庭的反對和輿論的指摘，陳獨秀干脆帶上高君曼私奔，從此形影不離。到1912年陳獨秀任安徽都督府秘書長時，他與高君曼住在安慶城宣家花園內，同高曉嵐的夫妻關系已名存實亡。

高君曼跟著陳獨秀走南闖北，顛沛流離，初時尚能忍受，時間一長，總斷不得埋怨爭吵。1921年，陳獨秀在上海創建共產黨，無法顧家，家中三次被抄，陳也被捕過，高君曼已經無法忍受這種日子，他們之間的感情也日漸淡漠。據亞東圖書館的汪原放后來說：“他們夫婦常吵，吵得厲害的時候，老要叫大叔（即汪孟鄒） 去調停。有一次大叔對我們說：‘仲翁脾氣真不好，暴躁、性急。君曼總是哭號。其實，陳仲翁是黃茅火性，發起來，不可收拾，過一下，又好了，沒事了。君曼也很強，不肯讓。’”

陳獨秀與高君曼之所以經常爭吵，除了性格和生活瑣事外，也因高君曼還聽到了許多有關陳獨秀在外面尋花問柳的傳言。同時，陳獨秀的執拗和對家庭的不關心終使二人漸行漸遠。1925年，高君曼徹底心灰意冷，帶著孩子離開上海，到南京去住，那裡有陳獨秀在“二次革命”失敗后購置的10間草房和幾十畝地。

1930年，在三個子女慘死（陳延年、陳喬年被國民黨殺害，陳玉瑩得知消息后悲傷而死） 后，高君曼一病不起，悲愴離世。大約在1925年，也就是陳獨秀與高君曼感情破裂之時，陳獨秀去醫院看病時認識了一個叫施芝英的護士（一說醫生）。當時施芝英20多歲，正當妙齡，這引起了40多歲的陳獨秀的注意。二人超越年齡的界限，相互吸引，並秘密同居。但這段躲躲藏藏的戀情時間不長，可能是迫於黨內的壓力（黨內同志都以為陳獨秀失蹤了），大約一年后便中止了。施也嫁於他人。

陳獨秀被撤職后，心灰意冷地回到上海，隱姓埋名，在永裡租界居住下來。在陳獨秀的樓下住著一位叫潘蘭珍的年輕姑娘。兩人因同住一棟樓，不時會打個照面，時間一長，兩人竟在眉宇間產生吸引，生出愛情。潘蘭珍，江蘇南通人，1908年生於貧苦農家，較陳獨秀小29歲。1931年前后，陳獨秀與潘蘭珍結為夫妻。二人婚后僅憑潘蘭珍在煙草公司做工的微薄薪水度日，陳獨秀一直未將自己的真實身份說出。

陳獨秀被捕時，潘蘭珍因和陳發生小爭執已在一個月前回娘家去了。當她從報上得知自己的丈夫原來就是政府通緝已久、大名鼎鼎的共產黨總書記時，十分震驚。陳獨秀被捕后，為了不牽連潘蘭珍，提議與她斷絕關系，但潘卻不畏艱險，立即收拾行裝，趕赴南京。她到南京后租了一間小屋，就近照料陳獨秀。晚年的陳獨秀貧病交迫，她不但不嫌棄，而且一直陪伴著他，料理他的生活。這是陳獨秀晚年不幸中的唯一幸事。

陳獨秀人生的最后四年光景，是他最為苦悶、孤獨、痛苦、絕望的四年。

1942年5月27日，陳獨秀在江津逝世。5月29日，《江津日報》上刊登了陳獨秀的死訊，其中寫道：“陳先生死得不鬆活，在床上拖了10多天才落氣。”

陳獨秀臨終時囑咐潘蘭珍：“今后一切自主，生活務求自立。”潘分得了陳獨秀的一部分稿費，另嫁他人，后丈夫也病故。1945年抗戰勝利后，她回到上海，在浦東一所小學做炊事員，與18歲的女兒鳳仙相依為命。1949年10月30日，在孤寂與病痛的折磨中，潘蘭珍病故，年僅41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