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獨秀的火氣、骨氣和運氣

生活窮困潦倒，卻堅守自己的信條

出獄一個月后，國民政府搬遷武漢，陳獨秀亦隨之住到武昌一老友家中。怎料武昌公安局局長蔡孟堅常來“光顧”，假以噓寒問暖實則盤查詰問，陳獨秀非常厭煩和憎惡，遂遷漢口德潤裡暫住。

由於戰局惡化，國民政府又從武漢遷到重慶，陳獨秀又來到“陪都”，寄住在禁煙委員會主任李仲公的辦事處，后又改住到上石板街的川原公司主任黃氏家中。

不斷的遷徙、漂泊，使攜帶著家室、拖著病軀的陳獨秀幾乎喘不過氣來。山城的酷暑高溫，日本飛機的頻繁空襲，以及特務不斷騷擾，更使陳獨秀難以安寧。在客居江津的友人鄧仲純一再邀請和催促下，陳獨秀隻好抱著“住住看”的心情，與妻子再一次踏上了旅途。

1939年5月，陳獨秀抵達四川江津。此時的他不僅身心疲憊，而且貧病交迫。還是在南京蹲大獄時，他就靜下心，作音韻學和文字學的研究。他的這方面專長，在知識圈內人人皆知。所以，國立編譯館即時約請他編著文字學專著，並預支5000元稿費，這成了他重要的經濟支撐。不久，高血壓引起的腦疼痛，使他不能握筆寫作，以文賺酬的謀生手段，受到嚴重影響，隻好靠親友的接濟。一向孤傲、清高的他，此時的心情是感動而復雜的，也是極不情願的。再貧困，他也要堅守原則：“素無知交者”的錢不收，共產黨叛徒的錢不收，政治立場不合者的錢不收，國民黨著名官僚的錢不收，“無功不受祿”。

一位叫“晉先生”的人，與陳獨秀素無交往，卻先后資助陳2200元。1942年4月5日，陳獨秀在寫給友人的信中說：“與晉公素無一面之緣，前兩承厚賜，於心已感不安，今又寄千元，更覺慚惑無狀，以后務乞勿再如此也！”

朱家驊贈送的一張5000元支票，被陳獨秀拒絕。朱家驊又托張國燾轉交，陳獨秀再次拒收。中共叛徒任卓宣（即葉青）匯給陳獨秀的200元也被他當即退回，並憤然道：“這些人的錢不能收，我寧願窮死、餓死！”

朱家驊又托張國燾寄去，陳原物寄回。張再托鄭學稼寄贈，陳不僅照退不誤，並致函鄭學稼：“卻之不恭，受之有愧，以后萬為我辭。”“請國燾以后不要多事。”張國燾接信和匯票后悻悻地說：“仲甫先生總是如此。”羅家倫、傅斯年曾是陳獨秀在北大任教時的學生，后來做了國民黨的官，他們的錢他也沒收，弄得二人很尷尬。兩人臨走時，陳獨秀對他們說：“你做你們的大官，發你們的大財，我不要你們的救濟。”抗日戰爭期間，中央銀行國庫局曾以蔣介石的名義，匯給陳獨秀一筆數目可觀的錢。可是，過了一個星期，“仍不見江津省銀行辦事處寄回陳仲甫（即陳獨秀） 的收據”。國庫局還派員前來督查，催促盡早將錢交與陳獨秀。江津辦事處負責人又親自去見陳獨秀，陳獨秀還是堅決拒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