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攸關的轉折
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關東軍向中國東北軍駐地北大營和沈陽城發動突然襲擊，震驚中外的“九·一八事變”發生了。這是一場蓄謀已久的侵略戰爭，它徹底打斷了中國社會的發展進步，給中華民族帶來了深重的災難。侵略軍隨即侵佔了沈陽、長春等20多座城市，東北三省很快全部淪喪。1932年1月28日，日本又在上海挑起事端，再度起兵，發動了“一·二八事變”。
中國共產黨從“九·一八事變”起就高舉抗日的旗幟，堅決主張對日抗戰。中共臨時中央及時通過決議和發表宣言，揭露和譴責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與國民黨的不抵抗主義，號召全國人民武裝起來，以民族革命戰爭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出中國。
然而，外敵入侵的民族災難和包括共產黨在內的全國人民一致抗日的主張，並沒有改變蔣介石“剿滅”革命根據地的“痴心”，為維護獨裁統治，蔣堅持“攘外必先安內”的方針，宣稱“今日之對外，無論用軍事方式解決，或用外交方式解決，皆均先求國內統一，不能違反”。1932年，他又一次興師動眾，准備向革命根據地發起第四次“圍剿”。
7月，30萬國民黨軍隊對鄂豫皖革命根據地進行“圍剿”。強敵壓境，時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書記兼軍事委員會主席的張國燾，因盲目輕敵，導致數戰不利，被迫放棄經營多年的鄂豫皖根據地向西撤退。同年冬，蔣介石調集50萬兵力分左、中、右三路進攻中央根據地。也許蔣介石高興得太早了，由於毛澤東的正確戰略方針在中央根據地的紅軍中有深刻的影響，國民黨的強勢兵力再次失效。1933年2月，周恩來、朱德採取大兵團伏擊戰術，殲敵兩個師﹔3月，紅軍又在草台岡地區殲敵第十一師大部和第九師一部。兩戰俘敵10000余人，繳槍10000余支。蔣介石再度大敗而歸。
連續4次“圍剿”的失敗讓蔣介石顏面盡喪，為挽回“人心”，他不得不孤注一擲，把所有的賭注都押到第五次“圍剿”上。1933年7月23日，蔣介石在廬山召開軍事會議，決定將華北駐軍除指定一部留駐外，其余悉數南調，向江西集中。28日，蔣又與汪精衛聯名通電，聲稱：“國民黨之方策，治國莫要於清除共產黨。”各方動員100萬人馬，1200架飛機，鋪天蓋地向中央蘇區殺來。
就在蔣介石摩拳擦掌，准備和革命根據地軍民決一死戰的同時，中央蘇區正發生著重大變故。1933年1月,中共臨時中央由上海遷入中央革命根據地，與它同時到來的，是王明“左”傾冒險主義的泛濫。
王明（1904-1974年），原名陳紹禹，安徽省金寨縣人。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11月，去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能說一口流利俄語，以馬克思理論家自詡，深得校長米夫賞識。1930年從蘇聯回國后，打著“反對立三路線”的旗號，在1931年1月的六屆四中全會上撤銷了瞿秋白、李立三的政治局委員之職，奪取了中央領導權。自此至1934年間，在黨內推行了一條以教條主義為特征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對革命事業造成了極大危害。1937年，王明再度在蘇聯的支持下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共中央長江局書記，並在武漢和延安和毛澤東對抗，推行右傾機會主義路線，使革命力量又一次遭到嚴重損失。1941年后王明因病長期休養，1956年赴蘇后一直滯留蘇聯，直到1974年3月27日病死莫斯科。
王明的“左”傾冒險主義是以教條主義為特征的。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脫離中國實際，照搬共產國際和蘇聯的經驗。推行王明“左”傾冒險主義的臨時中央，不僅在國統區“開罪”同情共產黨的中間階層，鼓動工農群眾不顧現實條件冒險暴動，造成黨的工作的全面受挫﹔而且還命令根據地的紅軍奪取中心城市，把毛澤東的正確主張指責為“狹隘經驗論”、“富農路線”和“極嚴重的右傾機會主義”，甚至撤銷了毛澤東在紅一方面軍的領導職務。
蔣介石的第五次“圍剿”炮聲已近，中央蘇區卻“內斗”正酣。政治上，發起所謂“羅明路線”斗爭，矛頭針對毛澤東的正確主張﹔軍事上，博古和共產國際派駐中國的軍事顧問李德控制了紅軍的指揮權。
博古，又名秦邦憲，1925年入黨。1931年，24歲的博古在上海擔任共產主義青年團書記。1930年，由於王明“左”傾冒險主義錯誤嚴重，黨中央在上海遭到嚴重破壞，偏偏這個時候，王明提出要去蘇聯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推薦博古代替自己擔任黨的最高領導一職。當時連博古自己也大吃一驚，因為確實太年輕、資歷淺，而且還幾乎沒有在黨內工作的經驗。但因為是王明推薦，共產國際認可，這個空前絕后的任命就這樣定下來了。人們推測，當時王明選擇博古是有私心的，他想讓博古佔著最高領導這個位子，等自己從蘇聯回來可以輕易地把位子拿回來。年輕且沒有經驗的博古在政治上唯王明是從，在軍事上，處處聽從李德。李德又是什麼來歷呢？
李德是共產國際派駐中國的軍事顧問，1932年春到達中國。這個在蘇聯伏龍芝軍事學院學習過3年和隻有街壘巷戰經驗的顧問，不問中國國情，也不顧戰爭實際情況，隻會憑著課本上的條條框框，坐在房子裡按地圖指揮戰斗。博古這個最高領導將指揮紅軍的軍事全權交給李德，后果可想而知。
9月，蔣軍採取“步步為營，節節推進，碉堡公路，連綿不斷，經濟封鎖，滴水不漏”的戰略，向根據地發起進攻。博古、李德反對“誘敵深入”，命令紅軍全線出擊，企圖“御敵於國門之外”，犯了冒險主義錯誤。11月，國民黨十九路軍起義，與紅軍簽訂《反日反蔣的初步協定》，但博古執行“左”的路線，認定中間派別是“最危險的敵人”，不肯合作，坐視十九路軍被蔣鎮壓。1934年1月，蔣介石全力進攻，博古、李德處處被動抵御，打陣地戰，拼消耗。紅軍遭受重大傷亡，根據地日益縮小。到10月中旬，中共中央機關和中央紅軍主力86000余人不得不撤離中央革命根據地，向湘西地區轉移。湘贛、湘鄂贛、閩浙贛等根據地的反“圍剿”也先后失敗。
1934年10月，紅軍開始長征。最初計劃是從南線突破國民黨軍的封鎖，到達湘西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然而，由於蔣介石沿途布下重兵，對紅軍實施圍、追、堵、截，更由於博古、李德犯了退卻中的逃跑主義錯誤，且將各種儀器、輜重隨軍攜帶，導致隊伍行軍緩慢。紅軍雖英勇作戰，連續突破敵人4道封鎖線，但損失慘重，至突破第四道封鎖線渡過湘江時，紅軍和中央機關人員由出發時的8萬余人已銳減至3萬人。此時，國民黨估摸到紅軍行進的戰略意圖，調集重兵在湘江布下天羅地網，企圖把中央紅軍一網打盡。危急關頭，在毛澤東等人的力爭之下，中央紅軍當機立斷，改變了原先的戰略計劃，轉向敵人防御薄弱的貴州前進。12月，紅軍一舉攻克黎平，強渡烏江，把國民黨的追剿部隊甩在烏江以東和以南地區，於1935年1月7日佔領黔北重鎮遵義城。由於紅軍突然改變行軍方向，尾追和堵擊的敵軍一時跟不上來，中央機關在遵義得到十多天的休整時間。
就是這個短暫的停留，給了中國革命一次重大的轉折機遇。
1935年1月15-17日，喘息方定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了一次擴大會議。會議地點就在遵義老城子尹路96號（原名琵琶橋）東側，國民黨二十五軍第二師師長柏輝章的私邸。這是一幢中西合璧的兩層樓房，磚木結構，是當時遵義城裡最新的、首屈一指的宏偉建筑，高牆垂門，巍巍峨峨。紅軍到達遵義后，總司令部就設在這裡。
出席會議的政治局委員有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朱德、陳雲、博古，候補委員有王稼祥、劉少奇、鄧發、何克全（凱豐），還有紅軍總部和各軍團負責人劉伯承、李富春、林彪、聶榮臻、彭德懷、楊尚昆、李卓然，以及中央秘書長鄧小平，軍事顧問李德及擔任翻譯工作的伍修權。共20人。《中共黨史資料》第六期，第19-21頁。
會議由博古主持，並由他首先作關於第五次反“圍剿”的總結報告。丟了中央蘇區，紅軍走到這一步，博古深知自己的責任，因此在報告中竭力為自己“脫罪”，過分強調客觀困難，把失敗原因歸之於反動力量的強大，而不承認主要是由於他和李德壓制正確意見，在軍事指揮上犯了嚴重錯誤造成的。馬模貞、匡珊吉：《抗日潮流的起伏》，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98頁。他的報告一結束，會場突然靜得出奇。這尷尬的場面讓博古誠惶誠恐，是擁護抑或反對？他心中沒個底。這時，周恩來拿出自己的報告提綱站起來，周的態度卻截然不同。他代表軍委，主動承擔責任，作了誠懇的自我批評，同時也批評了博古和李德。
周的報告一出，博古馬上意識到自己和李德被孤立。早在紅軍長征之初，作為中央主要領導的周恩來已經意識到紅軍領導層的錯誤，逐步向毛澤東的正確意見靠攏。12月15日，黎平會議討論紅軍的行進方向時，周同意毛的建議而反對李德繼續進軍湘江的冒險計劃。據周恩來的警衛員范金標回憶，會后周恩來把黎平會議決議的譯文給李德看，李德大怒，還質問周恩來。當時兩人用英文對吵起來。周恩來也十分氣憤，用手一拍桌子，桌上的馬燈被震得跳動起來，燈也熄滅了。張黔生：《遵義會議：我黨民主集中制的典范》，《北京日報》2009年10月12日。這一次，周的報告明顯“倒戈”。坐在過道門邊的李德通過翻譯已經知曉，露出一副很不耐煩的樣子，但又不好發作，便一個勁地抽著雪茄來發泄他心中的不滿。
兩個報告結束后，焦慮不安的博古征詢大家的意見。毛澤東按捺不住了，第一個表態：“我不同意博古同志的報告。”張聞天接著說：“我也不同意。”王稼祥也說：“不同意。”其他人也紛紛表態不同意。博古感到突然，眼裡流露出驚詫的神情。會場的空氣也隨之緊張起來。第一把手的報告被否定了，怎麼辦？會議如何進行下去？大家感到一片茫然。
這時，張聞天站起來，按照會前與毛澤東、王稼祥一同商量的意見，作了一個關鍵性的報告，系統地批評了博古、李德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毛澤東接著作了長篇發言，對博古、李德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進行了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評，並闡述了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戰術問題和今后在軍事上應採取的方針。王稼祥、朱德、劉少奇等多數同志也相繼發言。
在事實和真理面前，博古和李德無言以對。會后，張聞天根據與會多數人特別是毛澤東的發言內容，起草了《中央關於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的決議》（簡稱《遵義會議決議》）。決議明確指出，博古、李德以單純防御代替了決戰防御，以陣地戰、堡壘戰代替了運動戰，是第五次“圍剿”不能粉碎的主要原因。決議充分肯定了毛澤東等在領導紅軍長期作戰中形成的戰略戰術基本原則。
遵義會議改組了中央領導機構，增選毛澤東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並決定取消原先博古、李德、周恩來組成的軍事“三人團”，仍由中央軍委主要負責人朱德、周恩來指揮軍事。隨后，進一步調整了中央領導機構。２月５日，在川滇黔交界雞鳴三省的一個叫水田寨花房子的村子，周恩來與博古商談讓張聞天接替他一事。據說，博古當即坦然地把中央委員會的印章、中央政治局書記處的印章與中央書記的條形章交給周恩來，並說明把文件擔子挑到張聞天處。博古不計較個人得失，主動讓出領導崗位，表現了一個真正革命者的坦蕩胸懷。這是讓人敬佩的。３月中旬，在貴州鴨溪、苟壩一帶，成立了由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組成的新的“三人團”，周恩來為團長，負責指揮全軍的軍事行動。
遵義會議結束了“左”傾教條主義錯誤在中央的統治，開始確立毛澤東在紅軍和中共中央的領導地位，中國革命的航船終於有了一位能正確駕馭其前進的舵手！這些成果，是在中國共產黨同共產國際中斷聯系的情況下獨立自主取得的，標志著中國共產黨在政治上開始走向成熟。這次會議，在極端危急的歷史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在中國共產黨和紅軍的歷史上，是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
遵義會議之后，紅軍重獲新生。在中央軍委的指揮下，展開了機動靈活的運動戰。紅軍轉戰貴州、四川、雲南邊界地區，四渡赤水，迂回曲折穿插於敵人重兵之間，殲滅大量敵人。隨后，南渡烏江，佯攻貴陽，分兵黔東，誘出滇軍來援。這時，紅軍出其不意地向雲南疾進，在昆明附近虛晃一槍，隨即於5月初搶渡金沙江。至此，中央紅軍擺脫了優勢敵軍的追堵攔截，粉碎了蔣介石圍殲紅軍於川、黔滇邊境的計劃，取得了戰略轉移中具有決定意義的勝利。
1935年5月下旬，在彝族人民支援下，順利通過大涼山地區的中央紅軍強渡大渡河，飛奪瀘定橋，翻越終年積雪、人跡罕至的夾金山，在6月14日與從鄂豫皖根據地撤出，先期到達懋功的紅軍第四軍會師。
兩軍會師后，擺在黨和紅軍面前的首要任務是確定長征的目的地。中央原定長征的落腳點是湘西北，后來根據形勢發展，曾先后制定過創建黔北根據地、川西或者川西北根據地、川陝甘根據地等方案。此時，毛澤東等領導再度改變計劃，決定帶領紅一方面軍主力第一、第三軍團北上，在與蘇聯接近的地方創建根據地，將來再向東發展。6月26日召開兩河口會議。會議決定，紅軍應集中主力向北進攻。7月上旬，紅軍連續翻越夢筆山、打鼓山等大雪山，到達四川鬆潘地區的毛兒蓋。8月上旬，中央決定紅一、四方面軍混合編隊，組成左、右路軍經草地北上。8月下旬，中共中央隨右路軍跨過人跡罕至的草地，先后抵達阿壩和巴西地區。
1935年9月16日，紅軍攻佔了川甘邊界的主要關隘臘子口，並於18日到達哈達鋪。在繳獲了大批軍糧、公鹽之后，意外地獲得了一些國民黨地區的報紙，其中有《大公報》、《山西日報》。正是這兩家報紙，讓毛澤東、張聞天和黨中央得知這樣一個事實：陝甘兩省境內有紅軍與赤色游擊隊的頻繁活動。這個信息讓毛澤東等領導人如獲至寶，他們設想如果主力紅軍進入該地區並與之“取得配合，協同動作及會合，並給在這個地區中開展著的游擊運動以幫助、組織、領導”，將大大地推動陝甘蘇維埃革命運動前進。當時，毛澤東還很詼諧地說：“感謝國民黨的報紙，為我們提供了比較詳細的消息，那裡不但有劉志丹的紅軍，還有徐海東的紅軍，還有根據地！”楊成武：《憶長征》，解放軍文藝出版社1982年版，第226頁。這樣，黨中央最終把紅軍長征的目的地放在了陝北。
關於這件事，后來一些長征的經歷者有大致相同的記載，如彭德懷在其《自述》中提到：“在哈達鋪約休息了四五天，從報紙上看到陝北有劉志丹蘇區根據地，很高興。”《彭德懷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05頁。聶榮臻也在回憶錄中稱：“9月19日，我和林彪隨二師部隊進駐哈達鋪。在這裡我們得到一張國民黨的《山西日報》，其中載有一條閻錫山的部隊進攻陝北紅軍劉志丹的消息。我說，趕緊派騎兵通信員把這張報紙給毛澤東同志送去，陝北還有一個根據地哩！這真是天大的喜訊！”《聶榮臻回憶錄》（上冊），解放軍出版社1984年版，第290頁。
9月23日，紅軍從哈達鋪北上，在鴛鴦鎮和山丹鎮之間渡過渭河，29日佔領渭河城。10月7日，擊潰敵騎兵的追擊，翻越巍峨雄偉的六盤山。19日，到達陝甘根據地的吳起鎮。至此，紅軍第一方面軍長征結束。
原在湘鄂川黔根據地活動的紅二、六軍團，1935年11月離開湘西，開始戰略轉移。1936年7月，在甘孜地區同張國燾率領的紅四方面軍會合。紅四方面軍曾在1935年6月在懋功與紅一方面軍會師，但因為張國燾拒絕執行黨中央北上方針並同中央分裂，再次過草地南下。由於朱德、劉伯承等人的堅決斗爭，也由於紅四方面軍南下后慘遭失敗，張國燾最后放棄另立的“中央”，重新北上。在甘孜，紅二、六軍團另加紅三十二軍合編為紅二方面軍，同紅四軍一同北上。
10月1日，中央派出迎接二、四方面軍的部隊佔領甘肅會寧縣城。8日，紅四軍先頭部隊到達會寧清江驛。20日，紅二方面軍到會寧以北的將台堡。如此，一、二、四方面軍三大主力紅軍在甘肅靜（寧）、會（寧）地區會師，勝利結束了中國工農紅軍的戰略大轉移。
紅軍長征的勝利，具有偉大的歷史意義，它充分表現了中國共產黨人艱苦卓絕的斗爭精神。這種精神是中國共產黨和她所領導的紅軍發展壯大的巨大精神力量，並給予全國人民以巨大的影響。中國工農紅軍的三大主力在極端艱難的條件下，先后在一年左右的時間內進行了戰略大轉移，跨越了12個省、總行程達25萬裡以上。雖然失去了南方原有的根據地，但保存和鍛煉了中國共產黨和紅軍的骨干，沿途播下了革命的種子。正當抗日戰爭的烽火即將在全國熊熊燃燒之時，紅軍把革命的大本營設到了陝北，為以后擔負起中國革命的新任務和抗擊日本侵略者的神聖職責打下了基礎，這無疑是一個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事件。正如毛澤東所宣稱的那樣，“長征是宣言書，長征是宣傳隊，長征是播種機”，“長征是以我們勝利、敵人失敗的結果而告結束”，它預示著中國革命新的局面的開始。
毛澤東在其著名的《長征》一詩中，概括了紅軍這段偉大而英勇的歷程：
紅軍不怕遠征難，
萬水千山隻等閑。
五嶺逶迤騰細浪，
烏蒙磅礡走泥丸。
金沙水拍雲崖暖，
大渡橋橫鐵索寒。
更喜岷山千裡雪，
三軍過后盡開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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