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昭庚
一
1897年，周佛海生於湖南沅水之側的沅陵東鄉楊樹井村一個破落地主家庭，小名福海。父親早亡，靠寡母含辛茹苦地將其養育成人。在上中學的時候，他已頗為“留心政治”，是一個雄心勃勃的“不安分的青年”。“登門把酒飲神龍，拔劍狂歌氣似虹。甘處中流攔巨浪，恥居窮壑伴群峰。”這幾句詩，就是后來成為賣國巨奸周佛海當時為求日后出人頭地的“抒懷言志”。在以《論抱負》為題的作文中，他寫道：“若吾能當上內閣總理，也不枉度此一生而光耀祖宗矣！”后來，這個一文不名的破落戶子弟在好友鄔詩齋全力贊助下得以東渡日本留學。在日本，經過短期補習日語，他考入了日本第一高等學校，獲得“官費”留學的待遇。在那裡，他開始從雜志上讀到許多關於俄國革命的文章。一年之后，預科畢業，被分配到鹿兒島的第七高等學校繼續學習。在功課之余，他專門鑽研社會主義學說，還將其翻譯的《社會主義概論》一書，寄往上海中華書店出版。他寫了多篇介紹馬列學說的文章，在上海張東蓀主編的《解放與改造》上發表。1920年夏天，周佛海利用暑假回沅陵省母機會，在上海由張東蓀介紹結識了陳獨秀，成了上海共產主義小組的成員。后來，他跟也是在上海加入共產主義小組的留日學生施存統，在日本組成一個小組。這個小組是所有共產主義小組中最小的一個———隻有兩名成員。
1921年7月，周佛海作為中國共產黨早期組織的日本留學生中的代表，從日本鹿兒島登上海輪前往上海，出席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跟毛澤東一道，擔任大會記錄。中共“一大”選舉中共的中央領導機構———中央局，陳獨秀被選為中央局書記，張國燾被選為組織主任，李達被選為宣傳主任。陳獨秀沒有出席中共“一大”，他在廣州。在陳獨秀沒有返滬之前，中央局書記一職暫由留在上海的周佛海代理。
周佛海回到日本后，入京都帝國大學讀經濟學。由於他參加了中共“一大”，被日本警方注意，擔任他導師的日籍教授向他發出了警告，於是周佛海隻得收斂言行，“規規矩矩做了一個很純良的學生”。
1923年夏，周佛海從帝國大學畢業。這時，孫中山提出“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國共開始第一次合作。次年4月，在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任部長的戴季陶寫信給遠在日本的周佛海，約他回國一起工作。正在為畢業找工作而發愁的周佛海，接到信后，大喜過望，帶著妻兒，馬上來到了廣州。
四年前，周佛海讀過戴季陶的幾篇文章，曾寫信對戴大加吹捧，內有句雲：“先生的文章字字璣珠，擲地有聲，名副其實傳世杰作，使我油然而生景仰之情。”戴閱信后大喜，遂將其引為知己，二人曾一起進出漁陽裡二號陳獨秀住宅，高談闊論共產主義。
戴季陶把周佛海安排到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當秘書，主管宣傳部日常工作，每月薪水為200元大洋。這麼高的薪金，是周佛海沒有料到的。沒過多久，戴季陶又推薦周佛海當上了廣東大學經濟系的兼職教授，月薪240塊大洋。
周佛海從一名窮學生，一下子成為國民黨的官員、教授，欣喜之余，對戴季陶更加感激涕零。然而，他卻完全忘記了自己還是一名共產黨員。
按照當時規定，凡是在社會上兼職的共產黨員，必須要把其中一部分薪水拿來交黨費，用於解決黨開展活動經費不足的問題。
周佛海是個很小氣的人，要他把已進入他口袋裡的白花花的大洋拿出來交黨費，他的確舍不得，便萌生了跟共產黨一刀兩斷的念頭。
隨著社會地位的改變，周佛海看准了國民黨，以為在國民黨裡仕途通達，遠遠勝過共產黨，周佛海開始拒絕參加共產黨的活動，還常常發泄對共產黨的不滿情緒。
1924年9月，周佛海終於聲言脫離中國共產黨。當時，中共廣州區執委主要領導人周恩來曾親自登門勸說周佛海，但周佛海卻無動於衷。
中共中央知道周佛海已無可救藥，便同意了周佛海離黨的要求。
周佛海脫離中國共產黨之后，便很快投入到了國民黨的懷抱，追隨國民黨右派理論家戴季陶，亦步亦趨迅速轉向反共。他搖動筆杆子，進行反共宣傳，公開宣稱“要做一個國民黨的忠誠黨員，撻伐共產黨是我的責任，是我的義務，一刻也鬆懈不得”，發誓與中共勢不兩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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