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十二月會議到六屆六中全會

王明歸國和十二月會議

共產國際此時對中國共產黨的態度怎麼樣，產生了怎樣的影響？周恩來在 1960年作過一個綜合的分析。他說：“毛澤東同志說它是兩頭好，中間差。兩頭好，也有一些問題﹔中間差，也不是一無是處。 ”他又說：“1935年七八月，共產國際召開了第七次代表大會。斯大林更多地注意國內問題，共產國際由季米特洛夫領導。當時通過了一個決議，說國際執委會要把工作重心轉到規定國際工人運動基本政治路線及策略路線方面去。一般不干涉各國黨的內部事務。當時，共產國際搞反法西斯統一戰線，和中國搞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相合。”（《周恩來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 1984年版，第300、311頁。)這是一個基本評價。

中日全面戰爭爆發后，共產國際認為它將對世界力量對比的全局產生重大影響。7月 16日，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發表決議說：“中國人民的勝利，將是對所有法西斯侵略者的征服計劃的沉重打擊。”(﹝英﹞珍妮•德格拉斯選編《共產國際文件（1929—1943）》，東方出版社 1986年版，第 536頁。)8月 10日，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舉行特別會議，總書記季米特洛夫在會上說：“中國黨面臨的問題異常復雜，而黨的處境十分特殊。請想想看，近兩年發生了多少事情。曾作為中國紅軍領導者的中國共產黨正在進行重要轉折。你們找不到共產國際的任何一個支部，像中國共產黨這樣，面臨如此復雜的局面，並在幾年之內於政策和策略上完成了如此重要的轉折。”“在反對南京政府的武裝斗爭中，培養了干部，優秀的干部成長起來了，一批政治活動家也成長起來了。”他由此得出結論：“還是這些干部，不是別的政黨，不是新換的人，還是這些黨員，這些群眾，卻要去執行另外一種政策。”“這樣一來，我們中國同志和中國黨就會遇到很大的艱難險阻，因為蔣介石及其親信會耍弄種種手腕。不難想像，我們黨面臨的是何等嚴重的險象環生的局面。這就必須給予幫助，派人去幫助，從內部加強中國的干部隊伍。”(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譯室譯《共產國際有關中國革命的文獻資料》第 3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0年版，第17、18頁。)

可見，在季米特洛夫看來，當中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建立起來后，中國共產黨面臨的“嚴重的險象環生的局面”是“蔣介石及其親信會耍弄種種手腕”。在這個問題上，他的認識是清醒的。他肯定中國黨在如此復雜的局面下“完成了如此重要的轉折”，顯然並沒有認為中共中央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問題上存在什麼原則性的錯誤，更不是因此而決定派王明等回國。派人回去，只是為了加強些力量。1937年 10月，去蘇聯療傷的王稼祥接替王明、康生，成為中國共產黨在共產國際執委會的代表。王明、康生回國的前一天，11月 13日，他們和王稼祥一起去見季米特洛夫，進行臨行前的談話。王稼祥在延安整風時回憶道：“季米特洛夫對王明說：你回中國去要與中國同志關系弄好，你與國內同志不熟悉，就是他們要推你當總書記，你也不要擔任。”王稼祥又說：“對於中國黨的路線，我的印象沒有聽過國際說過路線不正確的話。”（王稼祥在中共中央書記處工作會議上的發言記錄，1941年 10月 8日。）這是一個極為重要的總印象。以后，季米特洛夫對任弼時也說過在王明回國前，他特地提醒王明：雖然你在國際工作了多年，而且又是執委會成員和書記處書記，但你並不代表國際，而且你長期離開中國，脫離中國革命實際，所以，回國后，要以謙遜的態度尊重黨的領導同志。”（《在歷史巨人身邊：師哲回憶錄》，中央文獻出版社 1991年版，第 121頁。）這裡說得很明白：“你並不代表國際”。可見共產國際派王明等在這時回國，並沒有要他們以“欽差大臣”身份去糾正中國共產黨“路線不正確”的意思。

王明和康生在 11月 14日動身，29日到達延安。12月 9日至 14日，中共中央舉行政治局會議，通常稱為十二月會議。

會議一開始，先由張聞天作政治報告。他說：“這個會議是轉變關頭的會議。 ”“現在說來，中國的抗戰還只是政府片面的抗戰。”對國共關系，他從兩方面進行分析。一方面是：“抓住抗日為中心，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基礎，我們不能因為民主與民生等問題而放鬆抗日這一中心問題。”另一方面，他又強調：“我們在統一戰線中需要保持我們的獨立自主性。”“不要在民族革命浪潮中淹沒在浪潮中，而是要在民族革命浪潮中保持獨立性，使我們在大海中不會淹死。”（張聞天在十二月會議上的政治報告記錄，1937年12月9日。）這正是重申洛川會議的方針。

接著，由王明作報告。他一直講到第二天下午，唱的調子卻是著重批評洛川會議提出的在國共合作中要堅持黨的獨立自主的方針，實際上是提出中國共產黨的路線是否正確的問題。他在報告中重申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國共合作的重要性，這本來並不成問題，而他強調的卻是：“目前的中心問題是如何爭取抗日戰爭的勝利。如何鞏固統一戰線，即是如何鞏固國共合作問題。我們黨雖然沒有人破壞國共合作，但有同志對統一戰線不了解，是要破壞統一戰線的。”

所謂“有同志對統一戰線不了解，是要破壞統一戰線的”，指的是什麼？前面說到，洛川會議主要討論國共兩黨關系和軍事戰略問題，都談了必須堅持黨的獨立自主。王明的報告正是針鋒相對地直指這個問題。

對國共兩黨的關系，他說：“在統一戰線中兩黨誰是主要的力量？在全國政權與軍事力量上要承認國民黨是領導的優勢的力量。”“沒有力量，空喊無產階級領導是不行的。空喊領導，隻有嚇走同盟軍。”“我們的斗爭方式也要注意，如章乃器說多建議少號召，在一定程度上是有意義的。”

他提出一個口號：“今天的中心問題是一切為了抗日，一切經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一切服從抗日。現在我們要用這樣的原則去組織群眾。”（這是記錄的原文，也沒有說這是共產國際的意見。）他舉例說：“我們對政權問題，不要提改造政權機構，而是要統一的國防政府。”“行政制度在山西等地區不能建立與﹝陝甘寧﹞特區同樣的政策，要同樣用舊縣政府、縣長，不用抗日人民政府的，少奇同志寫的小冊子提得太多。”

既然王明很明白地說：“在統一戰線中兩黨誰是重要的力量？”“要承認國民黨是領導的優勢的力量”，那麼，他所說的“一切經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顯然就是“一切經過”蔣介石，他所強調的“服從”，也隻能是一切“服從”蔣介石。

對軍事問題，他也強調要實現“統一”，說：“我們要擁護統一指揮，八路軍也要統一受蔣指揮。我們不怕統一紀律、統一作戰計劃、統一給養，不過注意不要受到無謂的犧牲。紅軍的改編，不僅名義改變，而且內容也改變了。”“我們八路軍、新四軍是要向著統一的方向發展，而不是分裂軍隊的統一。過去提國民黨片面抗戰，是使他們害怕，要提出政府抗戰很好，要動員廣大人民來幫助抗戰，不要提這樣尖銳。”“在抗戰條件下不怕國民黨的限制，而是我們的方法不好。人民擁護八路軍，許多同志過於高興，也是不好的。”（王明在十二月會議上的報告記錄，1937年 12月9日。）

對蔣介石的政治態度應該怎樣估量？這是決定如何對待他的政策的依據。應該說，蔣介石此時決心進行並積極投入抗戰是值得肯定的，同共產黨的關系也確有改善，堅持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十分重要的﹔但蔣介石對共產黨的疑忌實在太深了，始終想在抗戰過程中限制、溶化以至伺機消滅共產黨。進入 1937年 12月時，上海已經失陷，南京岌岌可危，戰局異常緊急。他在日記的“本月大事預定表”中“考慮長期抗戰之最惡場合”，第二項就是防止“共黨乘機搗亂，奪取民眾與政權”。他還在“對共黨對軍閥政客之方針”中規定：“未至潰決，當以苦心維持忍耐處之。若果一旦崩潰則無此顧忌，惟以非常手段處理。”（ 蔣介石日記，1937年 12月 1日。）這裡早已透露出殺機來了。12月 10日，也就是十二月會議的第二天，蔣在日記中寫道：“以全局設計，應暫使能與共黨合作共同抗倭，似為相宜。”“應與共黨從速談判開始。”（蔣介石日記，1937年 12月 10日。）這裡值得注意的是一個“暫”字，可見在蔣介石看來國共合作不過是權宜之計。11日，他在日記的注意事項中寫道：“控制共黨，勿使搗亂。”（ 蔣介石日記，1947年 12月 11日。）13日又寫道：要注意“共黨陰謀與反動派”，“如一旦潰決，隻有快刀斬亂麻，成敗有所不計也”。（ 蔣介石日記，1937年 12月 13日。）

蔣介石在國共合作剛開始時，就在盤算如何“控制共黨”，並且准備在需要時以“快刀斬亂麻”的斷然手段對付共產黨。他從來沒有忘記過這一點。若是沿著王明在十二月會議上提出的路走，在合作中解除一切戒備，甚至連“八路軍也要統一受蔣指揮”。那樣，蔣介石什麼時候一旦翻臉，勢必會葬送黨葬送革命。

討論中，毛澤東接著林伯渠后第二個發言，對王明的報告作出回答，他說：“團結御侮是我們的基本方針，執行這個方針是內外一致、切實執行的。”對王明所談的統一戰線和軍事問題，毛澤東說：“統一戰線問題——總的方針要適合於團結御侮。在統一戰線中，要了解‘和’與‘爭’是對立的統一。目前應該是和為貴。章乃器說少號召多建議，我們是要批評的。”“我們要在政治上有號召，在做的時候要經過國民黨來做，向國民黨建議。”“紅軍問題：八路軍與游擊隊應當使成為全國軍隊的一部分，但是要政治上的區別。”“我們所謂獨立自主是對日本作戰的獨立自主，戰役戰術是獨立自主的山地戰，游擊戰是我們的特長。”“如果沒有共產黨的獨立性，便會使共產黨降低到國民黨方面去。國民黨與共產黨誰吸引誰這個問題是有的，不是要將國民黨吸引到共產黨，而是要國民黨接受共產黨的政治影響。”（毛澤東在十二月會議上的發言，1937年 12月10日。）毛澤東在延安整風時講到十二月會議說：“我是孤立的。當時，我別的都承認，只是持久戰、游擊戰、統戰原則下的獨立自主等原則問題，我是堅持到底的。”（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發言記錄，1943年 11月 13日。）這時，毛澤東同從蘇聯歸來的王明剛剛相識，而且對共產國際的態度還不是很清楚，他的發言是慎重的，講話口氣是和緩的，但實際上已經態度鮮明地回答了王明對洛川會議的批評。

由於王明是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成員和政治書記處候補書記，他還曾起草並發表了影響很大的“八一宣言”，雖然他在十二月會議上的報告沒有說是傳達共產國際的指示，但許多人把王明的話看作是共產國際的意見。國共兩黨經過十年內戰后又重新合作，是十分缺乏經驗的新問題。要重新合作，不能不作出一些讓步，有的是重大的讓步。怎樣恰當地處理合作和保持獨立自主的關系，如何准確把握其中的“度”，許多人心中還不那麼有數。所以，不少重要領導人聽王明報告后檢查過去的統一戰線工作，在不同程度上作了自我批評。如說：“抗戰以來對國民黨本質上的轉變估計不足”，“我們強調獨立自主，便走到與統一戰線對立起來”﹔“把全面抗戰與片面抗戰對立起來”，“對抗日問題沒有抓住這一基本問題，常常拿民主、民生與抗日問題並列起來，甚至強調起來”，“隻著重批評國民黨片面抗戰一定要失敗”﹔“在黨方面，把獨立自主提得太高”，“把獨立自主發展到各方面，妨礙統一戰線，如自立軍區，自行罰款，聶﹝榮臻﹞沒有得閻﹝錫山﹞合法承認”，等等。兩位以往與王明關系比較密切的政治局成員還說：“抗日高於一切、一切經過民族統一戰線、一切為了民族統一戰線的口號沒有提出”﹔“群眾運動，一切要為了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十二月會議記錄，1937年 12月10、11日。）

盡管如此，會議並沒有形成決議案，中共中央的常委成員也沒有變更，因此依然能繼續實行洛川會議決定的政治路線。會議確定：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籌備委員會以毛澤東為主席，王明為書記。

還有一點不能忽視：王明回到延安時，揚言“說他跟斯大林談過話”（《周恩來選集》下卷，第 311頁。）。那時斯大林在中國共產黨內有非常高的威信。王明這樣說給人一個錯覺，仿佛他那些主張是斯大林的意見，這也是許多人受他影響的重要原因。那時候，斯大林擔心蘇聯受到日、德從東、西兩面的夾擊，確曾過於看重蔣介石的軍事力量，想用它來牽制日本從東面向蘇聯進攻。但不能把王明在十二月會議上那些主張看成就是斯大林的意見。在王明、康生歸國前三天的 11月 11日，他們和季米特洛夫、王稼祥一起到克裡姆林宮聽取過斯大林的意見。這是斯大林表明對中國共產黨態度的一次最重要的談話。好在季米特洛夫日記中對這次談話要點作了詳細記錄。斯大林說：“對於中國共產黨現在的基本問題是：融入全民族的浪潮並取得領導地位。”他說的是要“取得領導地位”，而不是如王明在十二月會議上所說的“沒有力量，空喊無產階級領導是不行的”，更不是要中國共產黨“一切經過”和“一切服從”蔣介石。斯大林又說：“口號就是一個：‘爭取中國人民獨立的勝利戰爭’、‘爭取自由中國反對日本侵略者’。”他沒有再提什麼別的口號。斯大林還談了軍事問題，說：“八路軍必須要有 30個師，而不是 3個師。 ”“在八路軍還沒有炮兵的時候，它的策略不該是直接進攻，而應該是騷擾敵人，把他們引進自己一方，並在后方打擊他們。”（《季米特洛夫日記選編》，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2002年版，第 60頁。）也就是說：八路軍在敵我力量懸殊的條件下應該發展游擊戰爭，這當然不能“統一受蔣指揮”。薄一波還回憶過，1938年，曾聽和王明等一起見斯大林的王稼祥傳達過斯大林的一句很重要的話，大意是：“你們中國現在搞統一戰線，要注意自己不要叫人家統走。要有決心到大海中游泳，但又不要把自己淹死。”張聞天在十二月會議開始時也引用了這句話。這自然不是“一切經過”和“一切服從”，而是提醒在統一戰線工作中要保持自己的獨立自主。薄一波說：“這句話給我印象很深刻，因為我當時在跟國民黨的地方實力派搞統一戰線工作。這句話用得著。”（薄一波在中央整黨工作指導委員會第十次辦公會議上的講話，1984年 2月 11日。轉引自徐則浩：《王稼祥傳》，當代中國出版社 1996年版，第 288頁。）

了解了這些就不難理解：為什麼當共產國際進一步了解中國實際情況后，沒有給王明以支持，而是明確表示領導機關要在毛澤東為首下解決。這不是偶然的。

當然，如周恩來后來所說：“第二次王明路線與共產國際不無關系。斯大林信任王明，季米特洛夫和王明的關系也好。后來我去莫斯科對季米特洛夫談王明的錯誤，季米特洛夫聽了還表示驚訝。”（《周恩來選集》下卷，第 311頁。）周恩來這段評論，在用詞的分寸把握上是很慎重和准確的，沒有縮小，也沒有夸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