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十二月會議到六屆六中全會

在共產國際的討論

要解決王明的問題，需要取得共產國際的認可和支持。三月政治局會議上，中共中央決定派遣了解十二月會議以來王明種種表現和中國共產黨實際情況的中央政治局委員任弼時到莫斯科去向共產國際匯報，並代替王稼祥擔任中共駐共產國際的代表。任弼時這次去莫斯科解決這些問題並沒有受到大的阻礙，甚至可以說很順利。這不奇怪，因為主要分歧本來並不在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之間存在。

1938年 3月底，任弼時到達莫斯科。4月 14日，他出席共產國際執委會，向主席團遞交了題為《中國抗日戰爭的形勢與中國共產黨的工作和任務》的書面報告大綱。

這份手寫的報告大綱長達 15000字。它首先分析中國抗日戰爭的形勢，指出中國人民、政府與軍隊開始了保衛民族生存的自衛斗爭，給了日寇以相當打擊，造成中國從未有過的內部團結統一的局勢。同時也指出：“國民黨和政府對群眾運動，還是害怕而未能充分動員民眾”﹔“在軍事上要取單純正面防御作戰方針”。

報告大綱接著談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現狀，說國共兩黨的合作在西安事變后逐漸具體化，抗戰爆發后這一合作日益進步。同時又說：“在統一戰線中黨應保持組織上的獨立與批評的自由，但批評應當善意的，反對投降主義與關門主義。”接著指出：“蔣介石希望中國隻有一個黨，企圖引誘共產黨成為這個黨中的一個派別。復興社（國民黨內的一個派別）中的頑固分子乃提出‘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一個領袖’、‘一個軍隊’、‘一個政府’等口號，並勾結和利用托匪分子，對共產黨與八路軍作種種的進攻。”

報告大綱用不少篇幅來談八路軍在抗戰中的作用，說：“八路軍有著紅軍時代與工農群眾親密合作關系的優良傳統，在抗日戰爭中與地方人民建立了極親密的關系。”“由於八路軍在平型關、廣陽和在敵人側后取得許多勝利，提高了一切軍隊與人民對抗日戰爭的勝利信心。”“八路軍在敵人佔領的后方地區，開展著廣大的游擊戰爭，創造了持久的根據地區——晉察冀三省交界邊區。”它的結論很醒目：“八路軍在改編為國民革命軍后，仍然保持共產黨的絕對領導。”

報告大綱特別強調：“鞏固共產黨在八路軍、﹝新﹞四軍中的絕對領導，保持和發揮過去十年來紅軍的優良傳統，提高一般指戰員政治上、軍事上和技術上的水平，阻止外界惡劣影響的侵入。”（任弼時：《中國抗日戰爭的形勢與中國共產黨的工作和任務》（報告大綱），手稿，1938年 4月 14日，第3、8、9、12、13、14、21頁。）

一個月后，任弼時在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會議上就報告大綱作了詳細的說明和補充。在討論時，王稼祥也發了言。他著重補充說明：這次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與第一次統一戰線的不同點，“即是同國民黨第一次合作破裂后的第二次合作，而且國共兩黨現在都有武裝”。（徐則浩：《王稼祥傳》，第 294頁。）

共產國際原來對中國共產黨在抗戰以來的實際情況了解並不多，聽取任弼時的報告后沒有提出任何異議，而對它作了很高的評價。王稼祥回國后傳達說：“根據國際討論時季米特洛夫的發言，認為中共一年來建立了抗日統一戰線，尤其是朱、毛等領導了八路軍執行了黨的新政策，國際認為中共的政治路線是正確的。中共在復雜的環境及困難條件下真正運用了馬列主義。”（《王稼祥選集》，人民出版社 1989年版，第138頁。）

6月 11日，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根據討論結果通過兩個文件：一個是內部的《關於中共代表報告的決議案》，另一個是公開發表的《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的決定》。

《決議案》用明確的語言寫道：“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在聽了關於中國共產黨的活動的報告以后，認為中國共產黨的政治路線是正確的。中國共產黨在復雜和困難條件之下，靈活地轉到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之結果，已建立起國共兩黨的新的合作，團結起民族的力量，去反對日本的侵略。 ”“共產黨的鞏固，它的獨立性及它的統一，正是繼續向前發展民族統一戰線和繼續同日寇作勝利的斗爭的基本保証。”（《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關於中共代表報告的決議案》，《文獻和研究》1985年第 4期。）

公開發表的《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的決定》，刊登在《國際月刊》（俄文版）1938年 8月號上。1938年 9月 8日，《新華日報》發表了它的中譯文。《決定》宣告：“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聲明完全同意中國共產黨的政治路線，並聲明共產國際與中華民族反對日寇侵略者的解放斗爭是團結一致的。”（《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的決定》，《新華日報》1938年9月8日。）這個《決定》，以簡明的語言在國際范圍內宣布完全同意中國共產黨的政治路線，它的作用不能小看。

王稼祥到蘇聯原本是為了治傷。任弼時到莫斯科接替駐共產國際代表的工作后，他便在 1938年 7月初動身回國。行前，季米特洛夫同他作了一次重要談話。王稼祥回憶道：“在我要走的那一次，他向我和任弼時同志說了一番語重心長的話。他說：應該告訴大家，應該支持毛澤東同志為中共領導人，他是在實際斗爭中鍛煉出來的。其他人如王明，不要再去競爭當領導人了。”（王稼祥：《我的履歷》（1968年），轉引自徐則浩：《王稼祥傳》，第 296頁。）

王稼祥回國后在中央政治局會議和隨后召開的六屆六中全會上正式傳達了共產國際的指示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見。王稼祥帶回的共產國際書面指示中說：“要保持統一戰線中各黨派的獨立性，說不要在統一中束縛自己手足，最低限度綱領是不能讓步的。”（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發言記錄，1943年 11月 13日。）特別引人注目的是，他傳達季米特洛夫的話：“今天的環境中，中共主要負責人很難在一塊，因此更容易發生問題。在領導機關中要在毛澤東為首的領導下解決，領導機關中要有親密團結的空氣。”（《王稼祥選集》，第 141頁。）

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作出的《決議案》和《決定》、季米特洛夫的意見傳達后，對糾正王明的右傾錯誤起了重大作用。陸定一回憶道：“這樣，就把王明路線所以能夠存在的第一個原因——共產國際的支持——取消了。”（《陸定一文集》，人民出版社 1992年版，第 8頁。）中共中央“要在毛澤東為首的領導下解決”的地位，雖然遵義會議后已在實際上解決，而這是第一次由共產國際正式加以肯定，它的意義自然非同小可。

毛澤東對共產國際的態度也高度肯定。他后來在中共七大會議上說：“遵義會議以后，中央的領導路線是正確的，但中間也遭過波折。抗戰初期，十二月會議就是一次波折。十二月會議的情形，如果繼續下去，那將怎麼樣呢？有人說他奉共產國際命令回國，國內搞得不好，需要有一個新的方針。所謂新的方針，主要是在兩個問題上，就是統一戰線問題和戰爭問題。在統一戰線問題上，是要獨立自主還是不要或減弱獨立自主﹔在戰爭問題上，是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還是運動戰。六中全會是決定中國之命運的。六中全會以前雖然有些著作，如《論持久戰》，但如果沒有共產國際指示，六中全會還是很難解決問題的。”（《毛澤東在七大的報告和講話集》，中央文獻出版社 1995年版，第 23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