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十二月會議到六屆六中全會

中共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

解決王明問題的條件，無論在中共黨內還是共產國際方面，都已漸趨成熟。中共中央決定從 1938年 9月 14日至 27日舉行政治局會議，為召開六屆六中全會作准備。

這次政治局會議開得十分隆重。第一個議程是由王稼祥作關於共產國際指示的報告，這在某種意義上確定了會議的基調﹔接著，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博古、項英、高崗分別代表八路軍、北方局、中共代表團、長江局、新四軍、邊區作工作報告，由王明、張聞天、陳雲、康生分別作專題發言﹔9月24日，由毛澤東在政治局會議上作經常委討論過的題為《抗日戰爭與民族戰線的新階段新形勢與黨的任務》的報告。

毛澤東先講了這次會議的意義，強調共產國際指示不僅是政治局會議成功的保証，而且是六中全會以至七大的指導原則。他接著說，我們的責任是要向全國人民解釋三個問題：“第一，抗日戰爭是長期的或是短期的﹔第二，最后勝利是中國的還是日本的﹔第三，怎樣進行持久戰與爭取最后勝利。”對抗日戰爭的形勢，他說：“在武漢淪陷后將開始進入新階段”，“軍事意義上是相持階段。政治的情況特點有兩方面，更進步，也更困難”。對抗日統一戰線的新形勢，他著重講了“統一戰線中的統一性和斗爭性”問題，說：“統一戰線下，統一是基本的原則，要貫徹到一切地方、一切工作中，任何時候，任何地方，不能忘記統一。同時，不能不輔助之以斗爭的原則，因為斗爭正是為了統一，沒有斗爭不能發展與鞏固統一戰線。適合情況的必要斗爭是須要的，對付頑固分子，推動他們進步是必要的。”最后，他提出十一項任務，指出這是“黨的任務，也是全民族的任務，即民族統一戰線中的任務”。（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報告記錄，1938年 9月 24日。）

十個報告、發言和毛澤東長篇報告后，政治局展開了討論。周恩來在發言中說：“我完全同意國際指示與澤東等同志的報告。”“我們擁蔣抗日、擁護三民主義是鞏固統一戰線的政治基礎，但我們必須在保持黨的獨立性的原則之下。”（周恩來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發言記錄，1938年 9月 25日。）9月 26日是會議的最后一天，通過了六屆六中全會的議程。

9月 29日至 11月 6日，中國共產黨在延安舉行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參加這次會議的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 17人，中央各部門和各地區領導干部 30來人，這是黨的六大以后出席人數最多的一次中央全會。

張聞天在 9月 29日致全會開幕詞，他說：“在我們今天開會的時候，國際形勢和國內形勢都是非常緊張的。國際上和平陣線和侵略陣線進行著激烈的斗爭，國內武漢的抗戰正處在最緊急的關頭。我們是處在抗戰的新階段前面。如何使我們在中國民族抗戰中發揮先鋒作用，堅持已經進行了一年三個月的抗戰，並增強我們的力量，這是這次全會要討論的問題。”（《張聞天選集》，人民出版社 1985年版，第224頁。）

王稼祥在全會上再次傳達共產國際的指示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見。與會的中央委員李維漢后來回憶說：“季米特洛夫的話在會上起了很大作用，從此以后，我們黨就進一步明確了毛澤東的領導地位，解決了黨的統一領導問題。”（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上），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 1986年版，第 416頁。）

10月 12日至 14日，毛澤東在全會上作《論新階段》的報告。他系統地談了從五中全會到六中全會、抗戰十五個月的總結、抗日民族戰爭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發展的新階段、全民族的當前緊急任務、長期戰爭與長期合作、中國反侵略戰爭與世界反法西斯運動、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黨的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等八個問題。

在《長期戰爭與長期合作》中，他說：“戰爭的長期性決定合作的長期性。”“這裡就發生了各黨之間互助互讓的問題。”“統一戰線中有什麼互讓呢？有的。我們曾經在政治上作過一些讓步。那就是停止沒收土地，改編紅軍，改變蘇區制度，這是一種政治上的讓步，這是為了建立統一戰線團結全民共同對敵的必要步驟。”“互助就不是互害。損人利己，在個人道德是不對的，在民族道德上更加不對。因此，無理的摩擦甚至捉人殺人等事，無論如何是要不得的。共產黨是絕不應該以此對待友黨。而如若友黨以此對待我們時，我們也決不容置之不理。”

在《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中，他說：“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才能勝敵，並須是長期堅持，這是確定了的方針。但同時，必須保持加入統一戰線中的任何黨派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的獨立性”，“如果被人抹殺或自己拋棄這種相對的獨立性或自由權，也同樣將破壞團結對敵，破壞統一戰線”。他還著重提出：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使之使其一切表現中帶著中國的特性，即是說，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它，成為全黨亟待了解並亟須解決的問題。（《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 8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 1991年版，第623、630、631、632、646、658、659頁。）

周恩來在中央代表團報告中，敘述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形成和發展的歷史過程，剖析了國民黨在抗戰中表現出來的復雜的兩重性，指出統一戰線工作的原則應該是堅持抗戰高於一切，堅持黨的政治上的獨立性。張聞天在關於組織工作的報告中說：“兩條戰線斗爭的目的，不是在造成同志們怕犯錯誤的心理，而是在教育同志們能夠正確的執行黨的路線與運用策略”，“但這一切決不能放鬆對真正機會主義傾向與機會主義者的斗爭，這種斗爭是鞏固黨的必要條件”。（《張聞天文集》第 2卷，中共黨史出版社 1993版，第455、456頁。）

會議進行過程中，廣州、武漢在 10月21日和 27日相繼淪陷。

11月 5日、6日兩天，毛澤東在全會上作結論，著重講了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戰爭和戰略這兩個根本問題。

對前一個問題，他再一次說：“為了長期合作，統一戰線中的各黨派實行互助互讓是必需的，但應該是積極的，不是消極的。”他沒有點誰的名而批評了“一切經過統一戰線”的錯誤口號，說：“中國的情形是國民黨剝奪各黨派的平等權利，企圖指揮各黨聽它一黨的命令。我們提這個口號，如果是要求國民黨‘一切’都要‘經過’我們同意，是做不到的，滑稽的。如果想把我們所要做的‘一切’均事先取得國民黨同意，那末，它不同意怎麼辦？國民黨的方針是限制我們發展，我們提出這個口號，只是自己把自己的手腳束縛起來，是完全不應該的。”

對后一個問題，他從中國的國情和歷史發展進行分析，指出：“在中國，主要的斗爭形式是戰爭，而主要的組織形式是軍隊。”“游擊戰爭是在全戰爭中佔著一個重要的戰略地位的。沒有游擊戰爭，忽視游擊隊和游擊軍的建設，忽視游擊戰的研究和指導，也將不能戰勝日本。”（《毛澤東選集》第 2卷，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第537、539—540、543、552頁。）

這兩個問題，正是近一年來同王明爭論的焦點所在。

由於這些問題上的是非已經分清，毛澤東對王明的錯誤，用正面說理的方式來進行總結﹔對王明本人採取同志式的幫助態度，希望他能改正錯誤。以后，他曾這樣說明：“在六中全會的文件上，在六中全會的記錄上，看不出我們尖銳地批評了什麼東西，因為在那個時候，不可能也不應該提出批評，而是從正面肯定了一些問題，就是說在實際上解決了問題。”（《毛澤東在七大的報告和講話集》，第 163頁。）

確實，毛澤東從抗戰開始以來一直堅持的那些正確主張，在六屆六中全會上已得到絕大多數人的理解和擁護。彭德懷在這次全會上的發言中說：“領袖是長期斗爭經驗總結的，是長期斗爭中產生的。毛澤東的領導地位是由正確的領導取得的。”（彭德懷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的發言記錄，1938年 10月 23日。）

全會除根據毛澤東的報告通過《政治決議案》外，還通過《關於中央委員會工作規定與紀律的決定》、《關於各級黨部工作規則與紀律的決定》、《關於各級黨委暫行組織機構的決定》和其他一些文件。文件中規定：“各中央委員不得在中央委員會以外對任何人發表與中央委員會決定相違反的意見，亦不得有任何相違反的行動。”“各中央委員如果沒有中央委員會、中央政治局及中央書記處的委托不得以中央名義向黨內黨外發表言論與文件。”“中央委員如有違犯紀律及有重大錯誤發生，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及政治局得依其程度之大小給以適當處分。”（《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 11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 1986年版，第760、761頁。）這顯然也是總結王明在黨內向中央鬧獨立性的嚴重教訓后提出來的，並且作出有關紀律處分的嚴格決定，以儆效尤。這在黨的建設歷史上也跨出了一大步。

根據形勢的發展變化，全會撤銷長江局，設立南方局（周恩來為書記）和中原局（劉少奇為書記），將東南分局改為東南局（項英仍為書記）﹔對北方局作了調整，以楊尚昆為書記。王明留在延安，不久擔任中央統一戰線部部長，對中共中央的實際工作不再發生重大影響。

六屆六中全會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一次具有重大意義的會議。它正確地分析了抗日戰爭的形勢，規定了黨在抗戰進入新階段后的任務，並作出全面的規劃。它基本上克服了黨內以王明為代表的右傾錯誤，進一步確立了毛澤東在全黨的領導地位，統一了全黨步調，推動了各項工作的迅速發展。因此，毛澤東在中共七大上說“六中全會是決定中國之命運的”，這絲毫不是夸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