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沖及
[摘要]抗日戰爭初期，黨內有過一段不算大也不算小的曲折，出現過以王明為代表的右傾錯誤，從 1937年十二月會議開始，到第二年中共六屆六中全會召開，前后半年多時間。周恩來在延安整風時曾一針見血地指出：“王明路線的本質：黨外步步投降，黨內處處獨立。”它在黨內產生過一定影響。如果沿著這條錯路走下去，中國革命又會遭受新的挫折。但是，中國共產黨此時畢竟已走向成熟，王明的右傾錯誤終究只是局部性問題，中共六屆六中全會就從根本上給予糾正，避免對革命造成嚴重損失。從此以后，中國共產黨進一步明確了毛澤東的領導地位，解決了黨的統一領導問題，推動各項工作迅速開展。
[關鍵詞 ]十二月會議﹔中共六屆六中全會﹔毛澤東﹔王明﹔共產國際
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取得今天的成就，確實太不容易。無論革命時期還是社會主義建設時期，都曾走過曲折的道路。這不奇怪，因為那是前人沒有走過的路，在前進中遇到許多以往從來沒有遇到過的新情況、新問題，不少人有時會感到困惑、甚至作出錯誤的判斷是可以理解的。但中國共產黨總是依靠自己的力量和人民的支持，在實踐中總結經驗教訓，摸索出一條正確的新路來，勝利前進，這給我們留下寶貴的精神遺產。
抗日戰爭初期，黨內有過一段不算大也不算小的曲折，出現過以王明為代表的右傾錯誤，從 1937年十二月會議開始，到第二年中共六屆六中全會召開，前后半年多時間。周恩來在延安整風時曾一針見血地指出：“王明路線的本質：黨外步步投降，黨內處處獨立。”它在黨內不少人中產生過一定影響。如果沿著這條錯路走下去，中國革命又會遭受新的挫折。但是，中國共產黨此時畢竟已走向成熟，王明的右傾錯誤終究只是局部性的問題，中共六屆六中全會從根本上給予了糾正，避免對革命造成嚴重損失。
對於這場斗爭，黨史著作已經談得很多，但仍有進一步探討之處。比較重要的問題有兩個：第一，遵義會議后已經在實際上確立了毛澤東在全黨的領導地位，黨內不少領導人對王明原來也有所了解，為什麼他在十二月會議上的主張一時還能產生相當大的影響？第二，共產國際當時的看法到底是怎樣的？王明在十二月會議上的報告是否都是共產國際的意見？為什麼共產國際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時會支持毛澤東而沒有支持王明？本文准備著重就這些問題做一些探討。
中共中央在抗戰爆發初期的決策
中國全民族抗戰到來的大趨勢雖然早在中共中央的預料之中，但 1937年 7月 7日盧溝橋事變的發生仍有突然性。第二天，中共中央在告全國同胞書中號召全國一切力量團結起來，抵抗日本侵略者。可是事變將如何發展，是以前曾多次發生過的那種局部性事件，還是全民族大規模抗戰的開始？這個問題還不明朗。中國共產黨必須很快作出准確的判斷，才能制定相應的應對方針。
平津失守后，中共中央在 8月 9日召開政治局會議。由於局勢發展還有不少未知數和變數，討論中的看法並不一致。會議主持人比較謹慎，認為：全國抗戰已經起來，這樣說還早了點，應該說接近全國抗戰，把事變的曲折性包含在內是有好處的。毛澤東卻斬釘截鐵地指出：“應估計大戰已經到來，新的階段在 7月 7日晚上即已開始。抗戰已經開始，准備抗戰的階段已經結束。”在這樣大轉折面前，中國共產黨應該怎麼辦？毛澤東對一些原則性問題，特別是國共合作中獨立自主問題和軍事問題，提出了明確意見。他先從軍事談起，說：“紅軍應當是獨立自主的指揮與分散的游擊戰爭。必須保持獨立自主的指揮，才能發展紅軍的長處。”“國共合作大體成功，徹底完成是以后任務。”“反傾向問題，一是急躁病，一是適合國民黨的適合主義。保持組織的獨立性、批評的自由。”（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發言記錄，1937年8月9日。）
要實行國共合作，又要堅持黨的獨立自主，確實是中國共產黨當時面對的最重要也最不容易處理的問題。國民黨是全國范圍的執政黨，有幾百萬軍隊和國際承認的外交地位。沒有它的參加，難以形成全民族的抗日統一戰線。但是，蔣介石對共產黨的疑忌實在太深。他既需要國共合作來抵抗日本侵略，又總想在抗戰過程中限制、溶化乃至最后消滅共產黨。如果共產黨在國共合作中放鬆甚至放棄了獨立自主，聽任別人支配，那就存在被消滅的危險，這是生死攸關的大事。毛澤東在國共合作一開始就清醒地提出堅持獨立自主這個極端重要的問題，這對以后局勢的發展有著巨大而深遠的影響。
國共合作的談判最初並不順利，但抗戰的形勢卻發展得很快。8月 13日，日本侵略軍對上海發動大規模進攻，戰火燃燒到南京政府統治的心臟地區。蔣介石看到中日之間的全面戰爭再難避免，更迫切需要紅軍開赴抗日前線，共同作戰。於是，國共談判中長期拖延不決的一些問題急轉直下地得到解決。18日，蔣介石同意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任命朱德、彭德懷為正副總指揮。同一天，中共中央書記處致電朱德、周恩來、葉劍英，提出紅軍充任戰略的游擊支隊，在總的戰略方針下執行獨立自主的游擊戰爭。經過反復磋商，蔣介石、何應欽最后同意：八路軍充任戰略游擊隊，執行隻作側面戰、不作正面戰，協助友軍，擾亂與鉗制敵人大部並消滅敵人一部的作戰任務。
在這種新形勢下，中共中央又在 8月 22日召開政治局會議，即洛川會議。這次會議通過了《抗日救國十大綱領》。毛澤東在會上談了兩個問題：一個是戰略問題，一個是兩黨關系問題。他談到這兩個問題時，都強調了要在國共合作中保持相對的獨立自主。對前一個問題，他說：“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爭——包括有利條件下消滅敵人兵團與在平原發展游擊戰爭——但著重於山地。a，在統一戰略下，是相對的獨立自主（在總的戰略上），但一定要爭取戰略方針的共同商量——指揮原則。b，游擊戰爭——分散發動群眾，集中消滅敵人，打得贏就打，打不了就跑——作戰原則。c，山地戰——要達到創造根據地及便於游擊戰爭——小游擊隊去發達平原。”對后一個問題，他說：“現在統一戰線正成熟中，但另一方面黨的階級的獨立性問題，應提起全體黨員注意。”“獨立性是組織的、政治的獨立問題兩方面。1927年革命，以后隻有組織的獨立性，而無政治的獨立性，做了資產階級的尾巴。現在在政治上，我們有大革命教訓。”（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發言記錄，1937年 8月 22日。）
在重大的歷史轉折關頭，怎樣才是正確的領導者？那就需要有清醒的頭腦、深遠的戰略眼光、果斷的膽略，不是被動地走一步看一步，而能敏銳地抓住全局中的關鍵問題，作出正確的判斷和應對方針。事實表明：在盧溝橋事變爆發剛一個多月時，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共中央做到了這一點，從而保証局勢能循著正確的軌道發展。
這些是王明從莫斯科歸國前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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