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十二月會議到六屆六中全會

建立長江局和三月會議

十二月會議開始時，南京還沒有陷落。會議最初規定：“王明同志到南京后回中央工作”，並指定他回來后主管統一戰線部。因為南京隨即陷落，王明又要去武漢。那時，國民政府從南京遷到重慶，但蔣介石和國民黨的主要黨軍政機關都移到武漢。全國各界各派愛國民主人士、社會名流和外國外交官、記者也大多集中在這裡。王明不願留在延安而急於去武漢，顯然在他看來，隻有武漢才是中國政治舞台的中心。周恩來后來指出他“十二月出去意在入閣”。毛澤東說他“梳妝打扮，送上門去”，也是這個意思。

12月 18日，王明、周恩來、博古等到達武漢。21日，同蔣介石會談。同天，他們給中共中央的電報說：蔣要王明“在漢相助”。（王明、周恩來、博古、葉劍英致洛甫、毛澤東並中共中央政治局的電報，1937年 12月 21日。）這樣，他就在武漢留了下來。但蔣介石這天日記中隻淡淡地寫了一句：“與共黨代表談組織事，此時對共黨應放寬，使之盡其所能也。”（ 蔣介石日記，1937年 12月 21日。）這裡值得注意的有兩點：第一，他說“此時對共黨要放寬”，同十一天前日記中所說“當暫使能與共黨合作共同抗倭”是同一意思：那只是為了使中共能在抵御日軍大舉進攻時“盡其所能”的權宜之計。第二，這是蔣介石第一次同王明相見，但日記中連王明的名字也沒有提到，可見他對王明並不那麼看重。周恩來以后也說：“當時蔣介石也不要王明，連個部長都沒給他當。毛澤東同志說，要是給他一個部長當，也許情形更壞。”（《周恩來選集》下卷，第 311—312頁。）周恩來還說過：王明沒有被蔣介石選中的一個原因是：腳跟輕，腹中空，未為人所重視也。

兩天后，也就是 12月 23日，中共中央代表團與長江中央局在武漢舉行第一次聯席會議。會議作出決議：“A.因代表團與中央局成分大致相同，為工作集中和便利起見，決定合為一個組織，對外為中央代表團，對內為長江局。B.中共代表團與長江中央局的項英、博古、恩來、劍英、王明、必武、伯渠組織之。C.暫以王明為書記，周恩來為副書記。以上 A、B、C三項呈報中央政治局批准。”（中央代表團與長江中央局第一次聯席會議記錄，1937年 12月 23日。）

長江中央局成立后，對推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發展做了許多開拓性的重要工作。那時，國民黨對抗戰比較努力，與共產黨的關系有所改善。中國共產黨以各種形式向蔣介石和國民黨當局提出種種建議，同他們進行周旋。1938年 1月，國民黨代表在國共兩黨關系委員會上提出“一個政黨、一個領袖、一個主義”的主張。2月 10日，周恩來見蔣介石，說明宣揚“一黨運動”的嚴重后果。蔣介石說：“對各黨派並無取消或不容其存在，惟願溶成一體。”周恩來在給中共中央的電報中指出：“其意仍在一黨。”並當場答復蔣介石：取消國共兩黨都不可能，隻有“聯合中找出路”。（陳紹禹、周恩來、秦邦憲、葉劍英、董必武致毛澤東、張聞天意見，1938年 2月 10日。）武漢當時又是各方人士相當集中的地方。以前，共產黨處在遭受被“圍剿”和嚴密封鎖的條件下，無法在國民黨統治區公開活動，社會上不少人對共產黨缺乏了解。這時，長江局利用各種合法條件同他們廣泛交流，宣傳黨的主張，增進相互信任和友誼，還輸送大批進步青年到延安和根據地去。經中共中央批准，周恩來兼任了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副部長，利用這個陣地，開展聲勢浩大的群眾性愛國救亡活動。長江局還負責領導雲南、貴州、四川、湖南、湖北、安徽、江西、浙江、福建、廣東、廣西、河南等省及東南分局、新四軍的黨的工作。這些地區的共產黨組織在戰前由於“左”傾錯誤的惡果，受到極其嚴重的摧殘和破壞，有的已不存在，大多數地區還沒有恢復或建立起黨的組織。長江局在這些地區迅速重建各級組織，大量吸收積極分子入黨，還完成了新四軍的組建工作。當年在長江局工作的鄧穎超后來說：“關於抗戰初期長江局組織是否執行了王明右傾投降主義路線，是否影響了武漢的工作問題，我們應該承認有一點影響。項英是長江局的委員，他就是受了王明的影響。但是影響不大，不是全局性的影響，工作有缺點。當時長江局的民主與集中制不健全，分工如劃線，各人管各人的工作。”（《鄧穎超談長江局及其婦女工作》，《抗戰初期中共中央長江局》，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第 473頁。）這是實事求是的分析。長江局所做的這些工作，對以后中國政治局勢的發展有著深遠的影響。

王明在長江局時期的錯誤，正如前引周恩來指出的那樣：“黨外步步投降，黨內處處獨立。”短短的兩句話，都說到點子上，而到武漢后表現得更為突出。

長江局成立的第三天，12月 25日，王明起草了《中國共產黨對時局的宣言》，隨后在《新華日報》和《群眾》周刊上公開發表。這樣一個用中國共產黨名義發表的《宣言》竟沒有報中共中央批准。它在強調鞏固國共兩黨合作的重要性方面是正確的，但在堅持全面抗戰路線和獨立自主的原則上卻比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救國十大綱領》中提出的目標后退了。《宣言》宣稱：“我國軍民在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先生領導之下”，“開始形成了我統一的國家政權和統一的國家軍隊”，並且提出要“鞏固和擴大全中國的統一的國民革命軍”，做到“統一指揮、統一紀律、統一武裝、統一待遇、統一作戰計劃”。（《群眾》周刊第 1卷第 4期，1938年 1月 1日。)

同一天，王明會見美國合眾社記者白得恩時說：“國民政府軍事委員長蔣先生精明堅決、雄才大略，力能勝任領導全國抗戰”，又說：“抗戰以來，中國在各方面已有相當進步，例如政府開始成立全中國統一的中央政府”，“同時，開始建立了全中國統一的國民革命軍的基礎，更有重大意義”。（《王明選集》第 5卷，﹝日本﹞汲古書院 1975年 11月發行，第77、80頁。)

兩天后，他又寫了一篇《挽救時局的關鍵》，在強調必須更加鞏固和擴大國共兩黨合作時寫道：國共兩黨是中國一大部分優秀進步青年的總匯。（參見《群眾》周刊第 1卷第 4期，1938年 1月1日。）

當國民黨方面狂熱鼓吹“一個政黨、一個領袖、一個主義”時，1938年 2月 10日和 22日在《新華日報》和《群眾》周刊上，先后發表王明起草而署名毛澤東的《與延安新中華報記者其光先生的談話》。它的主要內容雖然是駁斥那種鼓吹“現在國民黨應該實行‘一黨專政’”的言論（ 《毛澤東先生與延安新中華報記者其光先生的談話》，《新華日報》1938年 2月 10日。），但它不僅沒有報經中共中央批准，而且完全沒有征得毛澤東本人的同意。在發稿當天，才致電中央書記處稱：“此稿所以用澤東名義發表者，一方面使威信更大，另方面避免此地負責同志立即與國民黨起正面沖突，不過因時間倉猝及文長約萬字，不及事先征求澤東及書記處審閱，請原諒。 ”（中共武漢市委黨史研究室：《抗日戰爭初期中共中央長江局史》上冊，中共黨史出版社 2011年版，第 413頁。）這樣目無中央的做法，前所未見。在王明看來，十二月會議后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共九人，除正在接受批判的張國燾外，在延安的有張聞天、毛澤東、康生、陳雲四人，在長江局的有王明、周恩來、博古、項英四人，他認為已可同在延安的中央書記處分庭抗禮、為所欲為了。

就在這些日子裡，中央代表團與長江局聯席會議在 2月 6日決議：“建議中央召集政治局會議，日期二月廿二號。 ”（中央代表團與長江局第九次聯席會議記錄，1938年2月6日。）第二天，王明、周恩來、博古、董必武、葉劍英致電中央書記處，提出“最近時局中發生許多新的嚴重問題”，建議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抗日戰爭初期中共中央長江局史》上冊，第396頁。）次日，中央書記處復電同意。

那麼，時局到底發生了哪些“新的嚴重問題”呢？主要是指兩點：第一，日本侵華戰爭的作戰中心要迅速打通津浦鐵路，奪取徐州，然后截斷隴海鐵路，造成包圍武漢的形勢，奪取武漢。戰局日趨嚴重。第二，國民黨方面一再鼓吹“一個政黨、一個領袖、一個主義”，在 1月 17日發生新華日報館被搗事件，政治局勢日趨惡化。

中央政治局會議於 2月 27日至 3月 1日在延安舉行，通常稱為“三月政治局會議”。

王明在會上作政治報告。他再次肯定十二月會議，說：“我感覺前次政治局會議的方針是正確的，但統一戰線的基本政策在黨內的教育不夠，沒有許多新的論文解釋。其次是前次政治局會議沒有寫成一個決議，同時對國民黨提議的意見也沒有寫出來，這是政治上的損失。”

對國共關系，王明說：“現在蔣介石等國民黨不承認國共合作，不許新華日報登國共合作，不許登共產主義、共產黨等。即陳立夫也認為隻有共產黨投降國民黨。國民黨認為軍令統一，隻有服從國民黨軍委的命令。所謂軍政統一，便是人事的統一，八路軍干部要由他們調動。”怎麼辦？他卻說：“我們認為統一軍令是統一指揮、統一紀律、統一供給（山西軍隊：八路軍四塊﹝元﹞半，山西軍六元半，中央軍是九元二角，供給是不統一的）、統一武器。”“國民黨現在提出隻要一個軍隊，我們也不能反對這個口號。現在大公報認為國家要有超黨派的國家軍隊。關於統一軍隊問題，需在黨內外進行教育。”

對“關於統一政府與擁護中央政府問題”，王明說：“現在邊區要開放黨禁，允許國民黨的公開活動，現在特區不允許國民黨活動是不好的。”“八路軍新佔領的區域還是中華民國的一部分，還是服從中央政府的。”（王明在三月政治局會議上的政治報告記錄，1938年 2月 27日。）

毛澤東在次日發言。他說：“我隻講軍事問題，先說軍事的長期性。 ”他指出：“中國抗戰最后是必然勝利的，但如何取得最后勝利是沒有解答的，這是人人都要知道的問題。”（毛澤東在三月政治局會議上的發言記錄，1938年2月28日。）軍事問題是這次政治局會議的重要議題之一。毛澤東作了詳細的分析，實際上就是不久后發表的《論持久戰》的初步論述。

會議的最后一天，王明作結論后，毛澤東再次發言說：“王明同志在今天的形勢下不能再到武漢去。”這時，他已明白不能再讓王明離開延安到武漢去了，但並不是所有人都明白。會議付表決，以五票贊成、三票反對通過決定：“政治局決定王明同志同凱豐同志去武漢。王明同志留一個月即回來（如估計武漢、西安交通有斷絕之時則提前），凱豐同志留長江局工作。”（ 三月政治局會議記錄，1938年 3月 1日。）

王明回武漢后，對“留一個月即回來”的決定置之不顧，留在武漢不走。他一到武漢，就在 3月 11日寫成一篇沒有報經中央同意而用他個人署名的《三月政治局會議的總結》，在《群眾》周刊上公開發表。

《總結》一開始就宣稱出席這次會議的政治局成員“對目前時局和黨的工作問題完全一致”。

在回答“如何繼續抗戰和爭取抗戰勝利”時，王明寫道：“須要建立統一的國家軍隊。”它的基本條件有七點：統一指揮，統一編制，統一武裝，統一紀律，統一待遇，統一作戰計劃，統一作戰行動。怎樣作戰？他要求“確定和普遍地實行以運動戰為主、配合以陣地戰、輔之以游擊戰的戰略方針”。他用了“普遍地”幾個字，也就是要求八路軍和新四軍都得以運動戰為主，那就推翻了洛川會議確定的戰略方針。

王明在《總結》中還寫道：“國民黨現在在政府和軍隊中均居於領導地位”，“陝甘寧邊區政府是中華民國的地方政府之一，服從統一的中央國民政府”﹔各地的群眾團體也“應向政府機關登記，並接受政府的領導”，“以達到群眾運動和群眾組織的統一”。（參見《群眾》周刊第 19期，1938年 4月 23日。）

不知什麼原因，這篇東西寫成后擱了近一個半月，才在《群眾》第 19期上刊出。這時早已超過了三月政治局會議對王明留武漢一個月就回的決定，但他仍不返回延安。

5月 26日至 6月 3日，毛澤東在延安作了《論持久戰》的講演，不久就正式刊印出版。這是科學地指導全國抗戰的軍事理論綱領，其中也澄清了王明在《三月政治局會議的總結》中散播的種種錯誤論點。7月上旬，中共中央電示長江局在《新華日報》上刊發這篇文章。王明卻借口文章太長加以拒絕。中央又要求可以連載，王明仍拒不執行。以后，周恩來等以《新群叢書》名義印成單行本，隨新華日報附送並正式銷售，在大后方產生巨大反響。

王明這類目無中央、自作主張的事情很多。8月 6日，毛澤東致電王明、凱豐：“致參政會賀電，《新華日報》改易了一些文句，與我發致該會的及在解放報發表的不符，對外顯示了一點分歧，似不甚妥。爾后諸兄如有意見，請先告后方，以便發時一致。”（毛澤東致陳紹禹、凱豐電，1938年 8月 6日。）

王明始終把工作重點放在大城市和同國民黨上層的關系上，把武漢看得比延安更重要，將自己置身於中央書記處之上。中共中央准備召開六屆六中全會時，他又提出全會在武漢或西安舉行。回國后這些日子，他儼然以領袖自居，言論行動處處自行其是，已令人忍無可忍。

毛澤東在延安整風時說：“王明路線的特點是：（1）以速勝論反對持久戰﹔（2）以一切經過統一戰線反對獨立自主﹔（3）軍事上反對游擊戰主張運動戰﹔（4）有了上面三個基本問題的不同，因此就要在組織上鬧獨立性，不服從中央，鬧宗派主義。”（毛澤東在西北局高干會上的報告記錄，1943年10月 14日。）

王明的問題已到非解決不可的時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