磕磕絆絆地攜手
中國國民政府與蘇聯在危機時刻的攜手並非一拍即合，相反，此前十年間，雙方經歷了磕磕絆絆的外交波折，期間不但有大國間的國家利益、權益之爭，還夾雜著中國最高領導人蔣介石的“家事”。
上世紀20年代的大革命時期，孫中山提出了“聯俄聯共”的主張，蘇聯也是中國大革命的積極支持者，鮑羅廷等大批蘇聯顧問來到中國，蘇聯的先進武器武裝了國民黨領導的國民革命軍。
那是國民政府與蘇聯外交關系的一個“蜜月期”。為數眾多的中國青年赴蘇留學，學習革命經驗，其中就包括1925年時留蘇的蔣經國。
轉折發生在1927年。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屠殺共產黨人。消息傳到蘇聯，對當時熱衷共產主義，並且已經加入了中國共青團的蔣經國來說無異晴空霹靂。但他轉變得很快，馬上帶頭鼓動學生到莫斯科共產國際大廈前游行，並在報紙上公開發表文章譴責：“蔣介石是我的父親和革命友人，現在卻是我的敵人。”
這一年的年底，蔣介石在南京建立的國民政府發布斷絕邦交令，宣布撤銷駐在各省的蘇聯領事館。但因當時南京政府是尚未獲得國際承認的地方性政權，故上述措施的效力僅及於南京政府所支配的地區。不過，中國國民黨和蘇聯共產黨之間的關系正式決裂。
1928年6月佔領北京以后，南京政府成為代表中國的中央政府，對蘇關系繼續惡化。翌年7月，中蘇終因中東路武裝沖突而斷絕了邦交，蘇聯加強了對外蒙的實質控制，外蒙問題和中東路問題隨之成為中蘇之間兩大外交懸案。
而蔣介石個人對蘇聯的敵意越來越濃。特別是他必欲除之而后快的中國共產黨，一直以來都有蘇聯在背后援助。他的兒子蔣經國此時仍滯留蘇聯，父子恩怨也摻雜進兩國關系之中。
蔣經國留在蘇聯長達12年之久，娶了個蘇聯妻子，在他1937年回國時，能記得的漢字就隻剩幾百個了。這12年中蔣經國復雜的政治態度，是歷史學家們好奇和研究的焦點，莫衷一是。有一點倒是公認的，蔣經國在蘇聯的日子不好過。他經歷了讀書、流放、充軍、做工……也親自下過農田，做過苦工，甚至討過飯，數次申請回國卻未獲蘇聯方面准許。1936年，蔣經國申請成為聯共正式黨員，被列為“第四類布爾什維克”。所謂第四類，指的是“人民敵人”的子女。
蔣介石牽挂著兒子，卻又憂心蔣經國在蘇聯被“赤化”，而且對他發表的激烈聲明耿耿於懷，如何面對兒子又是個難題。蔣介石在日記中如此寬慰自己：“經國不歸，使余無逆子之憂慚，是塞翁失馬，上帝必有其意旨也。”
這份糾結的個人感情，是蔣介石對蘇態度的又一個負面因素。
1923年大革命之初，蔣介石曾認為“蘇俄為吾中國唯一之同志，中國革命之成敗自與蘇俄有密切關系”，到1928年后的日記中，對蘇聯則以“俄寇”相稱。
1931年爆發的“九一八”事變，為中蘇關系的調整帶來了轉機。日本侵佔中國東三省，也讓蘇聯意識到危險，認為日本“對華戰爭就是進攻蘇聯的序幕”。共同的敵人讓此前持敵對態度的中蘇兩國迅速靠近，1932年底，兩國恢復邦交。
不過，外交關系雖然恢復了，中蘇並沒有真正消除芥蒂。
蘇聯在“九一八”事變后表現出的兩面性，讓國民政府心存疑慮。一方面，蘇聯對日本侵佔中國東北感到了危險的迫近，因而更積極主動地靠近中國。另一方面，蘇聯又在維持著對日本的安撫，對偽滿洲國採取事實承認的態度，甚至把中東鐵路出讓給了偽滿洲國。
國民政府這時也沒有把蘇聯當成抵抗日本的盟友，更大的希望寄托於英美。而當時的中國在英美的外交版圖中顯然算不上重要，他們對中國的支持至多是“口惠而實不至”。甚至這些西方強國還在借著中日沖突大發戰爭財，助紂為虐。1938年美國輸入日本的貨物中，鋼鐵等戰略物資所佔比重達到了65％﹔英國也是日本的一大軍火賣家。
最終，日本挑起的全面侵華，讓中國國民政府和蘇聯別無選擇地走到了一起。全面抗戰爆發一個多月后，中國同蘇聯迅速簽訂《中蘇互不侵犯條約》，結成了“准同盟”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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