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少東
他們的選擇
1938年八九月間，葉企孫和林風的抗日活動引起了日寇的注意，幸而他們都在天津的英租界裡，日軍不便直接抓人。不過，林風還是因為私造炸藥的嫌疑被英租界工部局帶走問話，只是沒有什麼真憑實據，租界工部局並沒有抓捕他。
這時候，葉企孫籌集、管理的錢款也基本用罄。這些錢，除了協助清華師生南遷外，大部分都變成了各種軍工原料、零件，送到了冀中根據地。他甚至還給根據地送去了一台車床。
10月，葉企孫起身南下，經香港輾轉到西南聯大。行前，他最牽挂的就是投身抗日一線的熊大縝等學生，為此還寫了一首長詩，其中一句“從君有志士，熙維與琳風。”“君”指的是熊大縝，后一句分別是汪德熙、劉維、李琳和林風。
“熙維與琳風”，遠不能概括葉企孫實際為根據地輸送的科技人才。在物理系實驗員閻裕昌、工程系實驗員張瑞清這樣的技術高手和交通員之外，還有一位后來的中科院院士、清華大學物理系畢業生葛庭燧，也是在葉企孫的安排下幾次前往冀中根據地，參加技術研究社工作。他多數時間在北平，以燕京大學物理系研究生的身份作掩護，為根據地購買關鍵器材原件，搜集科技資料。
葉企孫到達西南聯大后，一直與他頻繁通信往來的熊大縝忽然斷了聯系。直到1940年2月，友人從天津發來的電報，傳信說熊大縝在冀東根據地被以特務罪名抓捕拘禁。葉企孫不相信熊大縝會是什麼特務，他甚至到重慶找到過董必武，嘗試營救熊大縝。
然而，一切已經太晚了。在那封電報發出半年之前，熊大縝已經含冤九泉。
“熊大縝案”是冀中根據地時期最令人扼腕嘆息的一起重大冤案悲劇。
該案牽連甚廣，有非常多的偶發因素和特殊歷史環境，其中被視為最重要“証據”的是一封來自天津的信件。這封信夾在偽裝成肥皂的TNT中帶給熊大縝，信的內容也沒什麼問題，只是說“你派來的人已見到”、“你需要的物資已經准備好了”雲雲。問題出在落款上——“天津黨政軍聯合辦事處”。
這個組織是國民黨在淪陷區設置的地下組織，實際上也是一個國共合作的統戰機構。但冀中軍區鋤奸隊並未去調查，以此就認定熊大縝與國民黨特務組織私自聯絡，當即將其抓捕。
當時，正在合作抗日的國共關系惡化，冀中軍區與國民黨河北政軍兩界更是摩擦不斷，國民黨不斷向根據地派遣安插特務。鋤奸隊正是在這個特殊背景下產生的。“熊大縝案”被擴大化，一百多位來自平津的青年知識分子、科技人才牽連被捕。
冀中軍區部隊與鋤奸隊對此案的判斷並不一致，司令員呂正操是最信任、賞識熊大縝的人，對他委以重任。但那時呂正操本人也在受著錯誤審查，沒有條件出面干預。不過，“熊大縝案”一下子抓捕那麼多青年知識分子，很快被上級黨組織驚覺，馬上派人前來處理。
經過重新審查認定，刑訊逼供不足為憑，鋤奸擴大化趨勢應予糾正。結果，除了熊大縝外，其余人全部無罪開釋。而熊大縝因為“與黨政軍聯合辦事處聯系”，仍被定為特務嫌疑拘押。
1939年春夏之交，日軍對冀中根據地展開大掃蕩。軍區機關倉促轉移期間，押解熊大縝的人員與其爆發言語沖突，惱怒之下，未經組織許可將熊大縝野蠻處死。
熊大縝含冤而死，冤案很長時間沒有得到糾正。二十多年后，這起案件卻被“文革”中的造反派翻了出來，牽連到葉企孫。造反派攻擊葉企孫是“大特務”，批斗、侮辱、毆打。葉企孫身心遭受重創，精神崩潰，淒涼而終。
“文革”結束后，中共河北省委經過深入調查，在1986年8月做出了《關於熊大縝特務案平反的決定》。在熊大縝含冤九泉近半個世紀后，黨組織終於為英靈洗去污塵。葉企孫、熊大縝等愛國師生的抗日壯舉得到了組織確認。
后人懷念葉企孫先生和熊大縝，扼腕唏噓之余常做假設：如果熊大縝沒去冀中根據地，也就不會有后來的悲劇，他會成為像同學彭恆武、錢偉長那樣的物理大師。
然而，歷史不能假設。在歷史大背景下考量熊大縝們的抉擇，更令人感懷拳拳愛國之心、報國之志。那一輩學人的情懷值得后人永遠銘記。
汪德熙開創了根據地炸藥化工局面后，留學美國獲麻省理工博士學位，新中國成立后當選中科院院士，為原子彈、氫彈的研制做出了重要貢獻，是中國核化學奠基人。誰能想到，年輕時的他居然親手炸過侵華日軍的列車？
為根據地“攢”收發報機的葛庭燧，后來也留學美國獲博士學位，留美期間還曾參與美國的原子彈、雷達等尖端科研項目，獲美國政府表彰。新中國成立后，葛庭燧放棄優厚待遇，沖破重重阻撓，毅然回國。他是新中國首批學部委員和中科院院士，中國金屬物理學的泰斗人物。
閻裕昌成為冀中根據地地雷戰的技術核心，一次為民兵傳授技術的過程中，被日軍突襲抓捕，殘忍殺害﹔
林風1939年在天津被日軍抓捕，一直關押到1945年日本投降。出獄后不久又被國民黨軍統抓捕，關在同一所監獄中一年多﹔
張方在實驗拆除雷管的過程中，遭遇意外爆炸，炸掉三根手指，手掌被炸穿了一個大洞，落下終身殘疾﹔
……
歷史不會忘記他們的犧牲和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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