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少東
▲ 1935年清華大學物理系部分師生合影，這張照片中有11位未來的中科院院士。前排左四為葉企孫。
葉企孫（中）、熊大縝（左二）與抗戰士兵合影。
▼ 根據地民兵在連接地雷。
在經典的老電影《地雷戰》中，“一硝二磺三木炭”的火藥配方，“不見鬼子不挂弦”的經典台詞，早已被幾代人熟知。
事實上，“一硝二磺三木炭”造出的是黑火藥，威力遠不足殺敵。真正令侵華日軍魂飛魄散的地雷，裝填的是成分復雜得多的化學炸藥。這些炸藥的配方和工藝，不是庄稼漢出身的游擊隊員能創造出來的，而是由來自中國最智慧的大腦——一群年輕的物理學家、化學家創造出來的。
在當時，稱呼他們科學家為時尚早，他們正年輕，風華正茂，是清華大學等中國頂尖學府的學生或青年教師。錢學森、李政道這些聞名遐邇的大科學家，是他們的同輩學人﹔他們的導師，是中國物理學之父葉企孫﹔他們當中的汪德熙、葛庭燧，后來成了中國科學院院士。
日本侵華，國難當頭，他們義無反顧地投身抗日戰場，用自己的知識和智慧救國殺敵。他們用肥田粉造炸藥，用植物油造石油，改進子彈無煙火藥，造雷管、造機器……他們是根據地軍工事業的中堅，為之貢獻了智慧、心血乃至生命。
戰火顛沛
1937年7月7日，開啟全面抗戰的盧溝橋事變爆發。事變本身事發突然，但這場戰爭，對侵略者日本和被侵略的中國來說，都不意外。
日本侵華的狼子野心蓄謀已久，不必多言。國民政府在1931年“九一八”事變之后也已經意識到，中日關系不是戰與和的問題，而是何時戰的問題，國民政府並為此開始做迎戰准備。
但是，當時中國與日本之間軍事實力存在著巨大鴻溝，軍事上的准備遠不足以彌補，更何況國民黨政府軍事上的主要精力都用在了圍剿共產黨上。此后的戰事進程印証著中日的差距。相對而言，國民政府最有意義的戰前准備，是“九一八”之后故宮國寶的秘密南遷，保全了國之重器、民族瑰寶。
還有一種“國寶”，也在“九一八”之后悄然准備著南遷。這就是京津兩地的大學。
上世紀二三十年代，是中國近代史上風雲際會的大時代，也是中國科學、文化大師輩出的時代。眾多令后人高山仰止的學人大師燦若星河。在歷來為中國文化中心的北京（時稱北平），特別是清華、北大兩所大學，大師大家尤為集中。
不但是這些堪稱國寶級的大師級人物，即便是他們的學生、當時的大學生，相對於中國的人口基數也可以說是鳳毛麟角、萬中選一，國家科技的棟梁之材。這其中，很有代表性的要數清華物理系。
1929年到1938年的清華物理系，是中國高教史上一個不朽的傳說。這期間清華物理系共畢業本科生71人，其中當選中國科學院院士的有21人，成才率之高世所罕見。當時執掌清華物理系的葉企孫是中國物理學奠基人，新中國“兩彈一星”的23位功勛科學家，半數以上是葉企孫的學生。
戰爭的警鐘，在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中就已經敲響。北平的大學師生們忽然發現，戰爭的烽火已經漸漸逼近了象牙塔。1932年度開學時，時任清華大學校長的梅貽琦在開學致辭中說：“至於本學年的未來之一年中，能否仍照這樣安安靜靜地讀書，此時自不可知。”
到1936年，日軍進駐華北，“北平已成國防最前線”，北平的國立大學開始籌劃南遷。
據時任清華大學歷史系主任蔣廷黻回憶，在討論未來戰爭期間清華的遷移地點時，“有些人認為西安很適當。我提議遷往湖南，因為我認為日本的侵略決不會遠及湖南。尤有進者，湖南生產稻谷，即使日本想要封鎖中國，清華教職員和學生也不致挨餓。”在與國民政府、湖南省政府積極溝通下，1935年，清華停建規模頗大的文、法學院大樓，把40萬元基建款項轉投長沙岳麓山，籌建一套新校舍，以作為華北戰事爆發的退路。
1936年，清華大學在長沙的新校舍開始建設，戰爭卻沒有給新校建成的時間。
就在1937年7月7日前，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北京大學校長蔣夢麟、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等學界名流，剛剛受蔣介石之邀赴廬山參加談話會。結果，談話會還沒開，戰爭開始了。
“九一八”事變之后的幾年中，日本不斷挑起局部沖突，從東北向華北不斷蠶食著中國。盧溝橋事變爆發的最初幾天，很少有人意識到，預料之中的中日大戰已經開始。大部分國人仍認為這是一次局部沖突。
但日本這一次的目的不隻中國局部。戰端一啟，日本馬上動員了40萬大軍，啟動全面侵華。華北局勢急轉直下，7月29日，北平淪陷。
清華、北大、南開三所大學的校長，原本要與蔣介石縱論國是，這時隻能與國民政府教育部緊急商談三所學校的應變之策。8月中旬，國民政府命令清華、北大、南開三校合並南遷，以尚未完工的清華長沙新校舍組建臨時大學。
長沙臨時大學於當年10月25日開學，11月正式開始上課。未及兩月，南京淪陷，武漢危急，戰火逼近長沙，臨大被迫再度遷校至昆明，即為西南聯大。西南聯大校歌中“萬裡長征，辭卻了五朝宮闕。暫駐足衡山湘水，又成離別。”吟唱的正是這段顛沛流離的歲月。
清華校長梅貽琦遠在廬山，校務由葉企孫主持。他安排好應急事宜，組織教職工疏散、南遷，隨后准備經天津南下。行至天津，卻發現海陸交通都被戰事斷絕，葉企孫當時身染傷寒，隻能暫時棲身英租界的清華同學會。
這一年，本是葉企孫的學術休假年。按照清華大學的安排，他本該去美國游學休假。滯留天津期間，葉企孫仍有脫離戰火赴美的機會。當時天津與國內的交通雖然斷絕，但遠洋外輪仍在營運。葉企孫的兩位助手之一是美籍教授溫德，以美國護照為葉企孫提供了保護。
但葉企孫選擇留在天津。一方面是由於梅貽琦聯系到了他，通知了清華、北大和南開合並南遷，組建長沙臨時大學的消息。梅貽琦委托葉企孫組建清華臨時辦事處，管理清華財物，聯絡並資助清華南遷師生在天津安全轉站。葉企孫滯留天津將近一年，在北平天津往來奔走，成為大量清華師生南下的中轉站。
另一方面，葉企孫的另一位助手熊大縝這時要離開他，投身抗日。這個變故讓葉企孫開始擔負起另一項重要而危險的工作。
據葉企孫的回憶：“1938年春節后的一天，熊忽然告吾，他已決定要到冀中去幫助那裡的人民武裝抗日，那裡需要科技人員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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