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正超
1893年1月2日，遠藤三郎出生於日本山形縣東置賜郡，6歲進入小鬆町立普通高等小學讀書，14歲時進入仙台陸軍幼年學校學習，由此開啟了長達近40年的軍事生涯。1922年，他從日本陸軍大學畢業后，於翌年12月進入參謀本部作戰課任職，同時兼任海軍軍令部參謀。1926年到1929年的3年裡，他被委派到法國留學，先后在梅斯防空學校和法國陸軍大學學習。1929年底，他從法國回到日本，繼續在參謀本部作戰課任職。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1932年1月28日晚，日本海軍陸戰隊又對駐守上海的十九路軍發起攻擊，“一二八”事變爆發。戰事期間遠藤三郎接到指令負責擬定了“上海七了口（這個地名在中國普遍稱“七丫口”，可能是遠藤三郎本人筆誤——作者注）登陸作戰計劃”。1932年8月，他離開參謀本部作戰課轉任關東軍作戰主任參謀。1933年3月初，日軍進攻熱河與長城沿線，中國軍隊所組織的長城抗戰以失敗告終，被迫與日本簽訂《塘沽停戰協定》，遠藤三郎親歷了該協定的簽字過程。1934年7月，他被調離駐扎東北地區的關東軍，回國擔任日本陸軍大學軍事教官，在日本向中國發起全面進攻的前一年即1936年7月，他又轉任野戰重炮兵第5聯隊長。
上陣突襲蔣介石黃山官邸，堅持“重慶轟炸無用論”
1941年8月30日，重慶迎來了炎夏裡普通的一天。而這天，因為遠藤三郎的一次突擊轟炸，二戰的歷史差點改寫。
這天下午，蔣介石正在黃山官邸雲岫樓召開軍事會議，來自各個戰區的將領和高級參謀都匯聚於此。時任第3飛行團長的遠藤三郎已在早些時候獲得這一重要情報，他還通過從重慶撤回的意大利領事處了解到雲岫樓的具體位置，甚至連該棟別墅的屋頂瓦的顏色都打聽得一清二楚，“為了將此別墅炸毀，我們是斟酌著蔣介石本人在場的時候發起了進攻”。
遠藤三郎決定由飛行第60戰隊執行突襲任務，他親自搭乘別府中隊長的飛機於上午11點從漢口出發。下午3點，雲岫樓裡的軍事會議正在緊張進行著，27架日軍轟炸機突然出現在重慶上空，向雲岫樓發起猛烈攻擊，密密麻麻的炸彈頃刻間傾瀉而下，在黃山官邸四周炸開。其中1枚炸彈恰巧落在了雲岫樓西面的防空洞入口附近，守衛在這裡的2名衛兵當場被炸死，另有4名衛兵負傷。警報聲尖銳地響起，雲岫樓中與會的將領和參謀慌忙躲進了防空洞。幸運的是，雲岫樓附近沒有被炸彈二次擊中。
蔣介石親身體驗的這次大轟炸給他帶來了極大觸動，在隨后的一次全國廣播中，他動情地說：“……在房子裡感到震動才知道敵機來轟炸，到了夜裡下起雨來，實在難以入睡。經歷此次轟炸更加使我體會到重慶全市同胞所經受的肉體和精神的雙重苦痛，這是任何語言都難以形容的，而國民遭受這種苦難並不是一次，而是已持續4年之久了。”這次經歷也讓遠藤三郎終生難忘，他在戰后的回憶錄裡有這樣一段描述：“雖然沒有遭遇到敵人戰斗機的迎擊，但是其高射炮的射擊不僅激烈而且准確，有些時刻我們的飛機差點兒被炮彈擊中，由於那些炮彈在距離我們非常近的地方爆炸，爆炸所形成的沖擊波使得我的臀部屢次從座位上被抬起。連超低空精密轟炸都很難達成目標，在超高空進行平穩的一般性轟炸就更沒有理由命中目標了。”
對蔣介石黃山官邸突襲無果后，遠藤三郎對自己思考已久的一個想法變得愈加自信了，它就是著名的“重慶轟炸無用論”。
“重慶轟炸無用論”在遠藤三郎頭腦中醞釀已久，“重慶轟炸無用的看法是我在執行轟炸任務之前就已經理解到的，為了賦予這一觀點權威性，我親自乘上重型轟炸機與飛行員一同連續數次去轟炸重慶。到達重慶上空向下俯視，果然看到被江水隔開的重慶半島上，大街小巷已經被破壞得亂七八糟了，但是兩岸地區尤其是右岸地區，在廣闊的范圍之內已經有了很好的發展勢頭，究竟轟炸哪裡能夠給予致命傷害也完全不得而知”。在對黃山官邸突襲無果后，9月3日，遠藤三郎向上級提交了一份意見書——《有關內地進攻作戰的意見》。
在意見書中他這樣寫道：“最近一段時間敵人空軍的動向表現為——遭到我軍攻擊時就選擇躲避，並且採取迷彩、遮蔽、掩護以至欺騙等手段。尤其是我軍為了進行攻擊所需要的行動距離很長遠，而在此區間內敵人的諜報監視網絡又很嚴密，因此，想要通過偷襲來取得成果幾乎是不可能的，通過一般性的進攻性作戰終究是無法達成殲滅敵人航空力量之目的，這是極為明顯的。”他不僅開門見山地提出自己的觀點，還言辭激烈地對日方記者夸大戰果和不實報道給予批評：“一直以來所報道的轟炸效果顯得過於夸大了，有人作出判斷說我軍已經把重慶炸成了如同廢墟一般，這就大錯特錯了，依據卑職實際所看到的情況，我覺得中國方面已經索性使重慶由半島區域向其周邊發展了。”
此外，他還更為深刻地道出了“重慶轟炸無用論”的深層次原因：“支那（“支那”一詞本是近代日本侵略者對中國的蔑稱，此處為了不破壞史料本身的原始性，故不做人為轉換——作者注）民族自古以來歷經種種改天換地、兵燹之禍，以及其它之人為災害，幾千年來所受虐待與欺凌甚多，他們對一切災害都已習慣並且熟識，按照他們的風俗與習慣早已看破了這些災難並謂之‘天命’。因此，由轟炸所造成的那種打擊，最初有什麼樣的影響姑且不談，就現在來說，由於經過了數年時間的洗禮，重慶人民似乎已經有了免疫力，對轟炸沒有太大感覺了。因此，僅僅通過轟炸就能使其屈服的這種想法是絕對不可能實現的。”
對於以重慶為中心的大后方軍事設施特點以及航空部隊自身轟炸成本，他也進行了充分的說明：“尤其是像四川省內的那些軍事設施，大多規模比較小且分散在各地，不管是炸毀了哪一個都不足以置蔣介石政權於死地。因此，如若今后繼續實施此類進攻的話，考慮到目前的帝國航空部隊的戰斗力，特別是燃料方面的問題，真是很讓人寒心。以上這些就是切盼長官您重新考慮轟炸重慶的理由。”
這份言辭懇切的意見書在相當程度上影響了上層的決策，9月7日，日本駐中國派遣軍接到命令，中止了對以重慶為中心的大后方地區的轟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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