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與博古分道揚鑣
1932年冬，在白色恐怖包圍之下，臨時中央已無法在上海立足，因而決定遷往中央蘇區。為了便於領導，博古主持召開了臨時中央和蘇區中央局的合並會議，成立了新的“中共中央局”，博古任中央局書記，張聞天則當選常委兼宣傳部部長、黨報委員會書記。
此時，中央革命根據地軍民已經粉碎了國民黨軍三次“圍剿”，正面臨國民黨軍的第四次“圍剿”。當時的中央領導人極為狂熱，竟提出“創造一百萬鐵的紅軍”、“借二十萬擔谷子”等過高過急的任務，並發動了反“羅明路線”斗爭。
張聞天初到蘇區，對周圍情況尚不熟悉，依然在“左”傾錯誤的陰影下徘徊，不僅發表文章指責“羅明路線”，而且以中央局代表的身份，先后赴福建汀州和江西會昌、尋烏、安遠等地 ，直接領導這些地方開展反“羅明路線”的斗爭。
第四次反“圍剿”勝利后，中央蘇區得到半年時間相對穩定的發展，這時張聞天轉向政府工作，對基層實際情況有了較多的接觸與了解，逐漸覺察出以往“左”的錯誤，並注意在以后的工作中克服“左”的影響，對經濟、政治、文化宣傳、教育，以及黨的建設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正確的理論和符合實際的方針、政策。在這一過程中，張聞天與博古不斷產生分歧與摩擦，這是赴蘇區之前兩人都不曾想到的。
張聞天與博古早在1925年暑假便已經相識，那時張聞天到蘇州樂益女中任教並在蘇州開展地下黨工作，曾到蘇州高等工業專門學校進行講演，而博古正是蘇州高等工業專門學校學生中的先進人物。在蘇高工，兩人相識，但沒有深入的交談。
同年10月，張聞天赴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次年年底，博古也來到中山大學。在中山大學，張聞天以學識淵博而著稱，博古以能言善辯而聞名，在“黨務派”與“教務派”之爭中，他們都站在“黨務派”一邊，都是米夫與王明的忠實追隨者，亦同是“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的成員。
1930年，博古回國，在反對“立三路線”中，他與王明緊密配合，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之后，王明進入了中央領導核心，博古出任共青團中央書記。因為他們的支持，張聞天回國后很快出任了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
王明成為中共中央實際掌權人后，實行“左”傾冒險主義政策，致使白區黨組織和革命力量遭到嚴重破壞，大批黨員群眾被捕被殺。對於王明的“左”傾冒險主義和教條主義，在相當一段時間裡，張聞天同博古一樣，是堅定不移的執行者。
而在張聞天覺察到“左”傾路線的危險性后，博古仍舊堅定地服從王明和共產國際，兩人產生分歧便在所難免。而首次發生沖突，是對“共同抗日三條件”的理解，亦即關於統一戰線策略變化的認識，兩人大相徑庭。
1933年3月，日軍佔領熱河，接著在奪取古北口、喜峰口、界嶺口、冷口等關隘后，大舉入關，又佔領了河北灤河以東的大片地區，直接威脅到了平津地區的安全。面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擴大侵略，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以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中國工農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名義發表宣言，提出在立即停止進攻蘇區、保証民眾的民主權利、武裝民眾三個條件下，中國共產黨願與任何武裝部隊訂立共同對日作戰協定。
對此，博古從開展下層統一戰線和打擊中間力量的固定公式出發，認為“共同抗日三條件宣言”只是對群眾、對士兵說的，或者至多是對下級軍官說的。至於上級軍官，他們決不會接受中共的條件，共產黨絕不會去同他們談什麼條件，同他們訂立什麼共同對日作戰的協定。總之，“三條件”不過是個宣傳口號，是用來揭露國民黨反動派的造謠污蔑的。
但張聞天認為：“三條件是宣傳的口號，也是行動的號召”，不僅是對廣大工農群眾和下層士兵講的，“也是對上層軍官說的”。尤其經過淞滬抗戰，他對國民黨官兵的抗日熱情有了新的認識。圍繞如何理解“共同抗日三條件宣言”，張聞天與博古進行了激烈爭論，但博古最終沒有接受張聞天的意見。
隨后，在對資本主義經濟的認識與政策方面，張聞天與博古有著不同的主張。
1933年4月15日，博古發表《論目前階段上蘇維埃政權的經濟政策》第一、二部分，重復了王明的觀點，認為目前中國革命不但要“反對封建殘余，反對軍閥制度，反對帝國主義者，而且同時要進行反對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無情的斗爭”。認為中國民族資產階級也是工農民主專政“無情斗爭”的目標，主張對資本主義“系統限制”。
對此，張聞天在《五一節與〈勞動法〉執行的檢閱》、《論蘇維埃經濟發展的前途》、《蘇維埃政權下的階級斗爭》等文章中，提出利用私人資本發展蘇維埃經濟的觀點，主張容許資本主義發展，採取利用、限制、競爭、斗爭的政策，與博古的觀點大相徑庭。
隨后，博古在6月25日發表的《論目前階段上蘇維埃政權的經濟政策》第三部分中，不點名地批評了張聞天的觀點。兩人你來我往，矛盾不斷升級。
在軍事上，張聞天的主張與博古態度也逐步產生分歧。
福建事變爆發之時，正是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受到挫敗之際，福建事變的爆發，使國民黨軍隊對中央蘇區的包圍圈出現了一個缺口。
如果紅軍與十九路軍聯合起來對付蔣介石，勢必為第五次反“圍剿”提供勝利保障。也正因為這樣，蔣介石迅速改變計劃，從“圍剿”前線抽掉九個師，入閩討伐十九路軍。這就使得“圍剿”前線兵力減弱，為紅軍粉碎第五次“圍剿”提供一個絕妙的機會。
但博古等人沒有抓住這個機會，他們忠實地執行共產國際駐上海軍事代表團的指示，不僅不與十九路軍配合，側擊向延平推進的“討逆軍”，反而將紅軍主力西調，撤出閩贛邊界，向贛江方向活動，去攻擊永豐地域敵人的堡壘，企圖越過贛江，進逼南昌。
張聞天獲悉紅軍西調以后，立刻提出反對意見，主張紅軍東調援助十九路軍。他反復強調，隻有在軍事上與十九路軍直接配合，才有可能粉碎蔣介石的第五次“圍剿”。然而，當中革軍委最終採納張聞天的建議時，已經為時過晚，蔣介石的“討逆軍”已經進入福建腹地，“側擊”之機早已喪失，隻能變為“尾隨”了。1934年1月13日，福建人民政府宣告解體。
張聞天與博古的沖突由暗到明，則是在廣昌戰役失敗之后。
廣昌是中央根據地的北大門，坐落在盱江北岸。蔣介石在打敗十九路軍之后，調集11個師的兵力，自盱江兩岸夾江南下，於4月初向廣昌大舉進攻。面對技術、裝備都遠在我軍之上的敵軍，張聞天與毛澤東堅決反對組織廣昌戰役。博古與李德卻決心保衛廣昌，與敵人“決戰”。他們調集九個師的兵力，採取堡壘對堡壘，集中對集中的陣地戰與“短促突擊”的戰術，決定死守廣昌，“拒敵於國門之外”。
自4月10日至28日，紅軍主力浴血奮戰18天，盡管殺傷了大量敵人，但紅軍也損失慘重，廣昌保衛戰最終宣告失敗，紅軍於28日撤出廣昌。
在5月上旬中革軍委舉行的一次會議上，張聞天對博古、李德提出嚴厲批評，他說：“廣昌戰斗中與敵人死拼是不對的，這是一種拼消耗的打法，使紅軍主力遭受了不應有的巨大損失。”
博古當即反唇相譏，給張聞天扣上右傾機會主義的帽子，稱張聞天這種批評是普列漢諾夫反對1905年俄國工人武裝暴動那樣的機會主義思想。面對博古的蠻橫態度，一向溫文爾雅的張聞天忍無可忍，當即予以批駁，他說：
“博古同志說我是普列漢諾夫，是機會主義，這是污蔑！我堅持，廣昌戰斗同敵人死拼是不對的！”同時，張聞天批評博古不應過於信任李德，“我們中國的事情不能完全依靠李德，自己要有點主心骨！”
兩人互不相讓，在會上爭得面紅耳赤，最終不歡而散。至此，張聞天已完全走向博古的對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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