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被貶黜出權力核心
張聞天擔任中共中央總負責人后，堅定地支持了毛澤東的軍事路線。毛澤東在紅軍中的領導地位，也由遵義會議后的“軍事上的幫助者”，到重佔遵義后的“前敵總指揮”，到重新建立的“三人軍事小組”，在張聞天的配合與支持下，毛澤東的軍事指揮權一步步得到鞏固。
紅一、四方面軍會師后，張聞天又與毛澤東、周恩來等人堅定地站在一起，與張國燾“另立中央”的分裂主義錯誤進行了嚴肅斗爭，直到1936年6月，張國燾宣布取消“第二中央”，張聞天為維護黨內團結、保証長征的勝利做出了重大貢獻。
隨著全面抗戰的爆發，1937年8月22日，洛川會議召開，張聞天做了發言，表示贊同毛澤東報告中闡述的在統一戰線中堅持無產階級領導權，在敵后放手發動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等重要思想，並三次論及“持久戰”戰略方針。
不久王明自蘇聯回國，在十二月政治局會議中，批評了洛川會議過分強調獨立自主的思想。會上，張聞天承認了過去有某些錯誤，但明確肯定瓦窯堡會議到洛川會議統一戰線方針基本上是正確的。他堅定地站在毛澤東一邊，對王明的右傾投降主義路線進行堅決斗爭，使之未能造成全局性重大錯誤，對全黨貫徹正確的抗戰路線起到了有力的保障。
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召開之前，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負責人王稼祥自蘇聯回國，在1938年9月中下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傳達了共產國際執委會總書記季米特洛夫的指示：
“應該承認毛澤東同志是中國革命實際斗爭中產生出來的領袖，請告訴王明，不要競爭了！”
此話雖是針對王明說的，但張聞天也確實認為“毛澤東同志是中國革命實際斗爭中產生出來的領袖”，正如毛澤東所說，“洛甫這個同志是不爭權的”，因此，張聞天在得知共產國際指示后，立即做好了移交權力的准備。
9月29日，中共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在延安橋兒溝召開，張聞天根據共產國際的指示，首先推舉毛澤東為中央總書記，陳雲等也根據共產國際的指示，提議毛澤東任總書記。但毛澤東認為，目前尚不是提出這個問題的時候，他堅持讓張聞天繼續擔當這一職務，他幾次對張聞天說：“洛甫，你是‘明君’，——開明之君，黨中央總書記繼續由你擔任吧。”
張聞天十分清楚，由毛澤東擔任總書記是遲早的事。而他歷來尊重毛澤東的意見，既然毛澤東認為現在移交還不是時候，他也就沒有堅持自己的意見。但是在會后，他開始為毛澤東擔任總書記做准備，主動將工作轉移給毛澤東，將政治局會議召開地點也轉到楊家嶺毛澤東的住處。雖然此后一段時間內的會議仍由張聞天主持召開，但一切重大問題全部交由毛澤東定奪。
工作移交后，張聞天的工作由全局轉向局部，最高負責黨的理論建設、干部教育、文化宣傳等。這一期間，他主編《解放》、《共產黨人》等刊，並撰寫大量論文，闡發、宣傳馬克思主義理論和中共中央的路線、方針、政策。他撰寫的《論青年修養》、《論待人接物問題》、《略談黨與非黨員群眾的關系》、《提倡朴素與切實的工作作風》等論思想品德修養和黨性鍛煉的文章，教育了延安和全國各地剛剛走入革命隊伍的大批同志。他還親自指導和組織力量，出版了英、俄、法三種文字《中國通訊》，以開展國際宣傳。
雖然這一階段張聞天將權力移交給了毛澤東，他的工作重點也轉移到宣傳教育方面，但他在黨內負總責的具體工作是逐步移交的，即使最高職責移交后，中央秘書處也一直由他負責，而黨內外一些具體問題、若干重要的實際工作，仍然是由他過問和處理的。
因此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后的相當一段時間內，對於全黨的工作和有全局影響的事情，張聞天一直關注並發揮著作用，他在黨內仍然是有威望、有影響的領導人之一。
1941年5月，毛澤東在延安高級干部會議上做《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標志著延安整風運動的開始﹔在9月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澤東把中共六屆四中全會至遵義會議前，即1931年至1934年間黨的領導人所犯錯誤定性為“左”傾路線錯誤，認為這次錯誤路線比“立三路線”的“左”傾“形態更完備，統治時間更長久，結果更悲慘。”這是因為他們自稱為“國際路線”，穿上馬克思主義的外衣，其實是假馬克思主義。
聽了毛澤東的報告，作為當時的中共中央領導人之一，張聞天深知自己難辭其咎，他在當天的會議上第一個做出檢討，無情地剖析自己，並請求辭職，同時提出“補課”。
此后，他不再擔任中央書記處會議召集人和中央宣傳部部長的職務。在1942年整風運動全面開始后，張聞天受到了批判，他的政治地位與威望急劇下降，就連他那篇在黨內外產生廣泛影響的《論待人接物問題》也被說成不講階級觀點，遵義會議上他支持毛澤東的功績被抹殺，在“雞鳴三省”首先提出確立毛澤東領導地位的功績再也無人提及。
在1942年1月至1943年5月，他因“缺乏實際經驗”下農村補課，到陝北神府、綏德、米脂和晉西北的興縣等地幾十個村庄近一年半，進行實地調查。
1943年3月，張聞天正在綏德調查的時候，接到中央電報通知，即返回延安，參加3月中旬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這次會議通過了《關於中央機構調整及精簡的決定》，調整后的中央機構和人事安排為：
中央政治局主席：毛澤東
中央書記處書記：毛澤東、劉少奇、任弼時
《決議》指出：中共中央書記處是政治局處理日常工作的辦事機關，在政治局方針下“有權處理和決定一切日常性質的問題”，“組織上服從政治局”決定﹔書記處所討論的問題“主席有最后決定之權”。
會議之后，張聞天正式離開了中央書記處，從此離開了中共中央核心領導層。抗戰勝利后，張聞天主動要求到東北做地方工作。在四年多時間裡，他先后出任牡丹江地區中共中央北滿分局代表、合江省委書記、中共中央東北局常委兼組織部部長、東北財經委員會副主任、遼東省委書記等職務，將大量心血投入到東北根據地的建設中，為建設東北的大后方做出了卓越的貢獻。
新中國成立后，張聞天的工作轉入外交戰線，1950年1月19日，中共中央任命他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駐聯合國首席代表。然而，由於美國等國家對恢復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百般阻撓，駐聯合國代表團最終未能成行。1951年2月，周恩來征求張聞天的意見，在中央將設置的對外工作指導委員會與駐蘇聯大使中做出選擇，張聞天選擇了后者。
對於曾任中共中央總負責、時為中央政治局委員的張聞天來說，出任副部長級的駐蘇大使，很多人覺得不可思議﹔也有人認為，張聞天領導東北地區經濟建設成績卓著，讓他出任駐蘇大使是大材小用。但他們不知道，這正是張聞天自己出於不爭權的選擇。凡是有選擇機會的時候，他總是越來越遠地選擇遠離毛澤東，赴陝北農村調查是第一次﹔赴東北做地方工作是第二次﹔任蘇聯大使是第三次。
4月15日，張聞天飛抵離開了20年的莫斯科，接替王稼祥，出任中華人民共和國駐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特命全權大使，一直到1954年底回國，張聞天在駐蘇聯大使的職位上工作了四年。回國后，張聞天出任外交部第一副部長，先后協助外長周恩來和陳毅工作，奮斗在新中國外交戰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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