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成為中共最高領導人
就在張聞天與博古逐步對立的過程中，張聞天與毛澤東之間逐步建立起信任與合作的關系。
早在五四時期，張聞天便已聽說過毛澤東，也閱讀過《湘江評論》。1919年12月張聞天加入“少年中國學會”后，毛澤東於次年1月也加入這個青年進步組織，在《少年中國》第1卷第8期上，他們都看到了彼此入會的信息。但毛澤東對這個組織的活動並不熱心，張聞天后來又三度出國留學，兩人在20世紀20年代素未謀面，只是在隨后的《少年中國》中看到對方的行蹤和事跡。
張聞天於1931年2月從莫斯科回國后，在上海參加黨組織工作，此時便經常聽到在中央蘇區的毛澤東的消息，那時的蘇區中央局以及臨時中央政治局對毛澤東是排斥的，受其影響，張聞天對毛澤東的態度也是如此。在1932年10月上旬，中央蘇區中央局在寧都會議上做出決定：毛澤東同志回后方負責中央政府工作。
直到1933年初，張聞天來到中央蘇區，才真正接觸毛澤東，尤其是張聞天分管政府工作后，與毛澤東接觸機會增多，對他有了逐步的了解。
在1934年1月召開的中共六屆五中全會上，張聞天被補選為中央委員，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又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書記、中央黨報委員會主任。在隨后舉行的中華蘇維埃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張聞天取代毛澤東，當選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委會人民委員會主席，毛澤東繼續當選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
單從表面上看，張聞天在黨內的職位似乎沒有什麼變化，實際擔負的工作似乎也得到一定的重用，但這個實際工作的變動，對身處黨內高層矛盾旋渦中的張聞天，是一種巧妙的“排擠”。后來張聞天在延安整風中回顧這段歷史時寫道：
“派我擔任人民委員會工作，對於李德、博古同志說來，是‘一箭雙雕’的妙計。一方面可以把我從黨中央排擠出去，另一方面又可以把毛澤東同志從蘇區中央政府排擠出去。”
盡管如此，張聞天在實際行動中自然會服從中央的決定。從2月開始，他將辦公地點和住所，從中共中央所在地觀音山遷至下肖區沙洲壩，住在與毛澤東相鄰的院子裡，辦公也同在一處。
在共同的工作中，張聞天對毛澤東有了越來越多的了解，對毛澤東也越發敬重，在一些重要問題上，比如執行“共同抗日三條件宣言”、同十九路軍簽訂協定和支持、援助福建人民政府等策略上，張聞天與毛澤東的觀點完全一致。
廣昌戰役失敗后，張聞天與毛澤東都住在雲石山上的“雲山古寺”中，此時，張聞天因受排擠心中有些怨氣，加上前線紅軍失利的消息不斷傳來，更是急躁不已。在住處前的黃槲樹下，張聞天向毛澤東訴說了心中的不快，兩人互敞心扉，坦誠交談，在很多問題上達成了共識。
也就在這一段時間裡，張聞天在《紅色中華》上發表社論《一切為了保衛蘇維埃！》，從理論上對紅軍戰略大轉移做出解釋，明確指出中國革命戰爭是長期戰爭，不是幾年之內可以完全勝利的，並在實際上否定了“左”傾軍事路線進攻中的冒險主義、防御中的保守主義、退卻中的逃跑主義，提出並闡述了靈活運用各種斗爭方式，如退卻、縮短戰線、轉移地區等，以保存有生力量，奪取最后勝利的觀點。
張聞天的這篇社論，鼓舞了紅軍進行長征的士氣，為長征的精神准備做出了重要貢獻。同時意味著張聞天的思想高度進入一個新的層面，而他提出的關於紅軍轉移的若干戰略思想，與毛澤東的觀點基本一致。
10月10日，中央紅軍開始了戰略大轉移，張聞天與毛澤東、王稼祥一起從瑞金的梅坑出發，突圍西征。他們一起行軍、一起宿營，吃住在一起，被稱作“中央隊三人團”。當時毛澤東和王稼祥一病一傷，坐擔架行軍，張聞天身體沒什麼問題，基本騎馬行軍。由於博古、李德等人忙著指揮部隊，沒有時間顧及他們，給三個人交往、交流、交換意見提供了機會。
12月20日，中共中央負責人所在的軍委縱隊抵達黃平，張聞天和王稼祥在一片桔林中休息時，自然而然地談起了紅軍的前途，王稼祥憂心忡忡地問：
“紅軍的最終目標在哪裡呢？”
“還沒有一個確定的目標，”張聞天嘆了口氣說，“照這樣打下去也不是辦法，還是要毛澤東同志出來負責才行。毛澤東同志打仗有辦法，比我們都有辦法。”
此時，張聞天已經開始考慮變換軍事領導人的問題。王稼祥將張聞天的想法告訴了彭德懷，又告訴了毛澤東，消息在劉伯承等將領中傳開，大家均表示贊成。
正如后來周恩來回憶所說：“從湘桂黔交界處，毛主席、稼祥、洛甫即批評軍事路線，一路開會爭論。從老山界到黎平，在黎平爭論尤其激烈。”
1935年1月7日，紅軍佔領遵義城。9日，張聞天隨軍委縱隊進駐遵義，和毛澤東、王稼祥住在遵義新城古寺巷的一幢兩層花園洋房裡。那是國民黨旅長易少荃的私宅，小樓四周砌有高高的灰磚牆。毛澤東與王稼祥住在樓上，張聞天住在樓下。三人住在一起，為討論如何開好遵義會議，提供了便利條件。
1月15日到17日，政治局委員和軍事領導人20余人在遵義老城子尹路80號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即遵義會議。
這次會議議題是對第五次反“圍剿”和紅軍長征初期進行總結，博古主持會議並做了報告，周恩來做了副報告。之后，張聞天起身發言，他手舉一份提綱，侃侃而談，細數第五次反“圍剿”中和紅軍長征初期種種錯誤的軍事領導，徹底否定了單純防御軍事路線。
這份提綱，乃“中央隊三人團”的集體結晶，其中以毛澤東的觀點為主導，但由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人民委員會主席、在遵義會議參會者中黨內地位僅次於博古的張聞天講出來，其分量不言而喻。
這次會議撤銷了李德的軍權，但博古仍是黨的一把手，周恩來是“最高軍事首長”、“軍事上下最后決心的負責者”。會議最后決定，選舉毛澤東為政治局常委，指定張聞天起草決議，常委分工再次做出調整。此時，中共中央總負責人雖然沒有變換，但博古已經無力領導中央工作。
1935年1月19日，中央紅軍自遵義地區北上，向土城方向前進。2月5日晚上，在雲貴川三省交界處名叫“雞鳴三省”的村子裡，張聞天對毛澤東說：
“博古在遵義會議中受到大家的批判，思想上並沒有想通，還有抵觸情緒，恐怕再領導下去會有很多困難，大家也會不服氣。”
毛澤東點點頭，表示同意，隨即說：
“這個事情要與周恩來還有其他政治局常委交換意見，才能做決定。”
當天，毛澤東找到周恩來，說明張聞天的意見。周恩來沒有提出異議，遵義會議以后，博古的領導工作已明顯遇到困難，因此周恩來提議，博古下去以后還是毛澤東領導比較合適。毛澤東說：
“不對，應該讓洛甫做一個時期。”
毛澤東的考慮是很周全的，由於共產國際信任留蘇學生，由張聞天出任最高領導一來對莫斯科好交代，二來可以團結一大批留蘇歸來的干部。
周恩來同意了毛澤東的提議，找到博古溝通。博古很干脆地答應了周恩來的提議，隨后將代表著中共中央總負責權力與身份的兩隻鐵皮公文箱，送到了張聞天的駐地。從此張聞天成為中共中央最高領導人，開始了他一生中最輝煌的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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