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麗
深入工農間
1921年11月，羅學瓚因為組織留法學生示威游行，爭取“吃飯權、求學權、工作權”，被法國政府強行遣送回國，結束了兩年多的留法生活，回到了上海，並被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在北京中法大學學習半年多后，羅學瓚於1922年回到長沙。當時，毛澤東正在湖南建立中共湘區委員會，組織領導工人運動。羅學瓚立馬投入到這項工作中，為取得工人的信任，深入了解工人的情況，他親力親為從人力車工人做起。他與工人們的談心，和藹、耐心、有見地，很快得到了工人們的支持。人力車工會成立后，他被推舉為工會秘書。他又在毛澤東的安排指示下，通過舉辦工人夜校，把分散在城區各處的工人組織起來，進行文化、政治教育，從中培養和發展了一批工人黨員，成立了黨的支部。
1923年，人力車車主進行“租費改革”，實為通過改變幣種變相漲價。起初，工人們沒有意識到中間的貓膩。羅學瓚揭穿了這種行徑，並向工人許諾，願意帶領他們向車主請願。他組織了浩浩蕩蕩的人力車工人游行隊伍，迫使車主答應減租的要求。他又帶領游行隊伍來到縣政府門前，經過一天的說理斗爭，使政府答應出面管理人力車市場等條件。以后他又多次領導工人開展斗爭，到1923年底，長沙人力車工人的生活待遇和社會地位都有了改善和提高，人力車工會組織也隨之得到發展，長沙3000余人力車工人，入會人數多達2700余。在毛澤東、羅學瓚等人的共同努力下，湖南在1922年至1923年出現了第一個工人運動高潮。
毛澤東和羅學瓚也非常重視干部的培養和教育。毛澤東在1921年8月創辦了湖南自修大學。羅學瓚回長沙后，成為自修大學的學員。后來，毛澤東又先后創辦了自修大學附設補習學校和湘江中學，培養進步青年。毛和羅都在學校任教，他們倆經常聚在一起討論問題至深夜。羅學瓚還寫有《實業與教育》《為什麼要辦平民教育》《環境與教育》等文，明確地提出“要改造社會，才能搞好教育”。
可以說，湖南黨組織和工農運動是毛澤東一手領導組建和發展起來的，也同樣離不開羅學瓚的努力和奮斗。1923年以后，羅學瓚任過中共湘區黨委委員，湖南省委委員兼組織部長、宣傳部長等職。1924年，他又被派到湘潭開展建黨工作。這時毛澤東離開湖南去中共中央工作。
1925年，羅學瓚來到醴陵，任中共醴陵縣委書記。他開辦農民訓練班並兼主任，分期分批為全縣各區培訓了大批農運骨干，短短時間內，在醴陵建立了15個區農民協會，313個鄉農民協會，農會會員發展到58476人。在北伐前，農民運動的組織已日臻完備。1926年，根據毛澤東北伐戰爭要和工農運動相結合的指示，羅學瓚組織工農武裝配合北伐軍襲擊醴陵的反動勢力，為醴陵隨后開展土地改革運動創造了良好環境。
工農運動的蓬勃發展引起軍閥劣紳們的恐慌，甚至連共產黨負責人陳獨秀都批評湖南工農運動“過火”了，“幼稚”了。為了回答黨內外對農民運動的指責和懷疑，毛澤東以國民黨中央候補執行委員身份視察湖南農民運動，醴陵是毛選中的一個站點。
1927年1月27日，毛澤東到醴陵縣。那天，醴陵縣工人訓練班正好舉行結業典禮，羅學瓚要在會上作報告，得知毛澤東要來，他抽不開身，便派人去接，結果派去接站的人不認識毛，錯過了。毛澤東一個人背著包袱找到了地方，羅學瓚覺得很抱歉，毛澤東卻毫不在意地笑說：“工作為重嘛，用不著來接。”毛澤東首先邀集羅學瓚、縣農會委員長孫筱山和縣工、青、婦等團體負責人座談。羅向毛詳細匯報了醴陵農民運動情況。毛得知全縣農民都已發動后，興奮不已：“農民已經起來了，那很好，大家要繼續努力做好工作。”毛澤東翹起大拇指表揚，認為是羅學瓚等同志平日訓練有素、指導有方的一個奇跡。隨后幾天，毛澤東在羅的住地接連召開座談會，廣泛聽取全縣各地農民的匯報，收集有關農運發展的情況。又在羅的陪同下，到醴陵各個鄉調查研究。在醴陵期間，毛澤東還對建立和發展黨組織、培訓農運骨干、改進農會干部作風等問題發表了重要意見，有力地推動了醴陵農運的發展，也使羅增強了信心。2月4日，毛澤東結束醴陵考察，回到長沙。不久，他就湖南農民運動情況寫報告給中共中央，《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全文發表。在這篇偉大的著作中，對醴陵農運的盛況有所記載。羅學瓚按照毛澤東的意見舉辦了農運講習所，並以《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作教材，為農運培養了大批優秀干部。
醴陵相會，成為毛澤東和羅學瓚的最后一面。1927年9月，羅學瓚以湖南省行動委員會委員兼中共湘潭縣委書記的身份再次來到湘潭，重建黨的組織。1928年，被派往山東做黨的工作並在齊魯大學任教。1929年，任中共浙江省委書記。由於叛徒告密，1930年4月30日羅學瓚被捕，8月被國民黨殺害，年僅36歲。
1961年，謝覺哉揮毫作詩，稱贊羅學瓚和另一位烈士陳佑魁：
渾身是膽陳佑魁，鞭辟入裡羅學瓚﹔
遠矚高瞻天下小，出生入死一邊站。
忠義之血不白流，階級之仇徹底算﹔
三十年前惡戰場，巍然兩個英雄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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