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忠
周恩來致蔣介石的第七封信：嚴正指出國共兩黨關系需要“亟加改善”“減少摩擦”“合作到底”
1939年1月20日，在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召開前夕，周恩來應約見蔣介石，蔣又提出國共兩黨合並一個大黨的大事。周恩來當即明確表示“不可能”，並嚴正要求蔣介石解決自上年秋以來，國民黨在河北、山東、陝甘寧等地制造摩擦反共捕人的嚴重問題。對此，蔣介石避而不答，卻要周恩來就兩黨合並事再電延安。周恩來於1月21日向中共中央報告同蔣介石會談的情況，建議中央對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應做明確表示，表明我黨願同國民黨加強合作，但要指出必須迅速解決在各地發生的國民黨殺人、捕人、封報館、制造摩擦甚至進攻邊區問題。又提議：由國共兩黨中央組織共同視察團或委員會前往各處就地解決糾紛，向兩黨中央報告，以便尋求進一步合作辦法。1月24日，中共中央根據周恩來建議發出《中共中央致國民黨總裁及五中全會電》﹔25日，發出《中共中央為國共關系問題致蔣介石電》。25日，周恩來致蔣介石一封長信。該信分為五個層次。
前三個層次中，第一個層次開頭說明：“上次承面囑電詢中共中央對國共兩黨關系之進一步做法，現已收到延安復電，僅呈錄如另紙。”第二個層次嚴正指出：“目前兩黨關系，非亟加改善不能減少摩擦、貫徹合作到底。”第三個層次是揭露蔣介石和國民黨的反共真相：“然反觀中共黨員在各地所身受者，則已超出於常規之外。職屢以此向各地當局請求解決，或因職權不統一，此許而彼不應，或因意存敷衍，面許而實不許，於是積案累累，無從解決。甚至某些問題，如《抗戰與文化》及釋放政治犯問題，為鈞座親批親示者，亦復遷移不辦，使職無以復中央，無以對同志……中共黨員抗戰年余，在各地不僅無抗戰自由，甚至生命亦常難保。貴陽被捕之人，事隔經年，政府認為可放，行營認為可保，而黨部作梗莫由得釋……職備位會中，每思同黨尚作獄囚，何能自解？若以此責備下級黨員幼稚，則中共六次擴大會意即在檢討抗戰與統一戰線政策，以期下達全黨，不意代表回歸各省途中輒被留難……甚至中共黨員如徐特立、曾山，人所共知者，其所攜帶的中共決議及政治經濟書籍，經貴陽時亦全部沒收。無人無書，政策未由傳達。若以此責中共下級幼稚，責何能負？此類事件，不一而足。”
第四個層次再次說明中共相忍為國、維護國共合作抗日大局的真誠態度及對國民黨錯誤政策與言行的批評：“職及黨中同志，為團結計，為防止敵人挑撥計，迄未對外宣傳，甚至延安刊物亦無之此等記載。乃中共愈顧大局，少數不明大義之人愈加一意孤行，外地報紙存惡意攻擊者有之，特別張君勱致毛澤東公開信其內容與汪精衛反共之主張無異，而國民黨報卻競相登載。鈞座試思之，中共之容忍已至如何程度，而反對者給予敵人挑撥之機又如何？職尋思再四，認為國民黨同志尚有如此做法者，全因國民黨中央對中共所採取之態度迄未一致，迄未明示全黨，致下級黨部隻能根據自身所見，各行其是……望國民黨同志能於此次會中對國共兩黨關系與合作前途，有一基本認識。本立而后生。中共擴大的六中全會深信國共兩黨有長期合作之必要與可能。故不避任何困難，願為此基本信念而努力。深望國民黨同志更能恢宏其量，於此基礎上建立共信，以努力於事實之驗証。”
第五個層次是明確提出了解決糾紛的辦法：“目前為解決事實上的糾紛，可先由兩黨中央各派若干人往各地，觀察實際情形，可就地解決者，則解決之﹔不可解決者，則來中央商討。”信的最后敦促蔣介石：“職所見本末如此，僅率直陳之如上，望鈞座予以考慮而解答之也。”
周恩來這封信是在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前“勸蔣”“逼蔣”的忠告，實際上是維護國共合作抗日大局、反對倒退、制止摩擦而回擊蔣介石制造反共高潮的一次前哨“筆戰”。蔣介石主持召開的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雖然仍主張抗戰，但把“抗戰到底”解釋為只是“恢復七七事變以前原狀”，同時確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針，特別是在這次全會上秘密通過了蔣介石提出的《防制異黨活動辦法》。時隔不久，於1939年冬到1940年春，在連續制造反共摩擦的基礎上，國民黨頑固派置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於不顧，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面對國民黨的武裝進攻，中共領導的八路軍和山西新軍堅決反擊，並在粉碎各地國民黨軍進攻的同時，顧全抗戰大局，由周恩來代表中共主動與國民黨當局談判，達成了停止武裝沖突、劃定各自駐軍區域、繼續合作抗戰的協議。對此，周恩來明確表示：“朱德同志說得很對，蔣介石就怕一個東西，怕力量。你有力量把他那個東西消滅得干干淨淨，他就沒有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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