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忠
抗日戰爭時期,周恩來是中共領袖人物中與蔣介石打交道最多的人,並因此為人們所熟知。除多次與蔣介石見面外,周恩來與蔣介石的書信往來也頗為頻繁。從1936年9月至1941年1月,為建立合作抗日的民族統一戰線,周恩來曾八次致信蔣介石。筆者通過閱讀有關這八封信以及蔣介石以不同方式回復的史料,深感這是周恩來運用書信方式進行的一種特殊的“勸蔣”“逼蔣”團結抗日的“筆戰”,從中也能感受到蔣介石被勸被逼而“應戰”的態度。
周恩來給蔣介石的第一封信:“勸蔣”“大敵在前亟應團結御侮”
周恩來給蔣介石的第一封信寫於1936年9月22日。“九一八”事變以后,中共和紅軍“向全國國民黨的軍隊提議,在停止進攻、給予人民以自由權利和武裝人民三個條件之下,訂立停戰協定,以便一致抗日”。這一號召先后得到了察北同盟軍、福建人民政府和十九路軍以及東北軍、十七路軍的響應,他們紛紛和中共與紅軍合作。而蔣介石卻逆歷史潮流而動,一面對紅軍“不斷的‘圍剿’”,進行“更加猖狂的內戰”﹔一面對那些與紅軍合作的友軍進行進攻、解散或消滅,並對他自己的嫡系軍隊,專發一個“侈言抗日者,殺無赦”的嚴令。1935年“一二·九”運動爆發后,中共公開提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口號。1936年8月25日,中共發表了《中國共產黨致中國國民黨書》,申明中共“關於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准備重新實行國共合作的政策”,全國人民積極響應,不斷呼吁“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全國救亡運動形成了高潮。在這種形勢的推動和壓力下,國民黨先后兩次派代表到瓦窯堡傳遞進行合作抗日的談判信息。周恩來代表中共中央一面與國民黨代表談判,一面於1936年9月22日,以“大敵在前亟應團結御侮”為主旨,親筆寫信給蔣介石和對蔣有影響的人,並派潘漢年攜信先后到上海、南京與蔣介石的代表談判。
對於蔣介石這時的真實想法,周恩來掌握得一清二楚。他后來在中共七大上《論統一戰線》的發言中說:“蔣介石對談判的想法是怎樣的呢?那時他是把我們當投誠看待,想收編我們,直到西安事變以前,還是這樣的想法。”這就是周恩來所寫的“勸蔣”“逼蔣”抗日親筆信之有的放矢之“的”。因此,他在信的一開頭就以鐵的事實、血的教訓以勸相逼說:“自先生楬櫫反共以來,為正義與先生抗爭者,倏已十年。先生亦以清黨剿共勞瘁有加,然勞瘁之代價所付幾何?日本大盜已攫取我半壁山河,今且升堂入室,民族浩劫高壓於四萬萬人之身矣!近者,先生解決西南事變,漸取停止內戰方針。國人對此,稍有好感。唯對進攻紅軍猶不肯立即停止,豈蘇維埃紅軍之屢次宣言、全國輿論之迫切呼吁,先生猶可作為未聞耶?”
筆鋒一轉,周恩來從民族大義的高度,直接闡明:“先生須知,共產黨今日所求者,唯在停止內戰、建立抗日統一戰線與真正發動抗日戰爭。內戰果能停止,抗戰果能實行,抗日自由果能實現,則蘇維埃與紅軍誓將實踐其自己宣言,統一於全國抗日政府指揮之下,為驅逐日寇而奮斗到底。”進而深刻敘述蔣介石第一次國共合作前后兩種政策的兩種結果,嚴肅正告:“先生撫今追昔,其亦有感於內戰之不可再長而抗日之不容再緩乎?”“紅軍非不能與先生周旋者,十年戰績,早已昭示國人。”周恩來指出:“自相砍伐,非但勝之不武,抑且遺患無窮。若先生以十年仇隙,不易言歡,停戰議和,未可驟信,則先生不妨商定停戰地區,邀請國內救國團體各界代表監視停戰,必知紅軍力守信誓,隻願在抗日戰爭中擔任一定防線,以全力獻之於民族解放,他則一無所求也。”周恩來堅定地表示:“先生如決心改變自己政策,則蘇維埃與紅軍准備隨時派遣負責代表與先生協定抗日大計。此共產黨、紅軍確定之策,將於千回百折以赴,不達目的不止者也。”最后,周恩來在信中指出在國家民族危難時刻蔣介石應該做出的抉擇:“先生為國民黨及南京政府最高領袖,統率全國最多之軍隊。使抗日無先生,將令日寇之侵略易於實現,此漢奸及親日派分子所祈禱者。先生與國民黨之大多數,決不應墮其術中。全國人民及各界抗日團體嘗數數以抗日要求先生。先生統率之軍隊及政黨中之抗日分子,亦嘗以抗日領袖期諸先生。共產黨與紅軍則亟望先生從過去之誤國政策抽身而出,進入於重新合作抗日之域,願先生變為民族英雄,而不願先生為民族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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