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良端
中藝再掀高潮 創基地迎解放
中華劇藝社成立后，在陽翰笙的直接領導下，排演了許多進步話劇。1942年4月，中藝社在重慶上演郭沫若的《屈原》20多場，在當時極為險惡條件下創造了戲劇演出的奇跡。該劇演出負責人陽翰笙為演出四處奔波，積勞成疾，他不得不在同志們力勸下臥床休息。如果說周恩來是國統區話劇黃金時代的總司令和總指揮，陽翰笙就是高級參謀和組織實施者。
11月，陽翰笙創作的《天國春秋》，以太平天國為背景，旨在體現周恩來因皖南事變而憤怒書就“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主題。陽翰笙創作的話劇《李秀成之死》的演出，激怒了國民黨當局，說這個劇“團結通共”，主演李英被活埋，劇組20多人遭槍殺。陽翰笙十分震驚，積極出面保護劇組幸存者，立即發動社會名流向當局抗議。迫於社會壓力，當局將幾個肇事要員“革職”查辦。
鑒於陽翰笙已被推到風口浪尖，周恩來安排他“躲藏起來”。他躲到重慶北碚溫泉，潛心創作電影劇本《塞上風雲》。拍成電影在重慶上映34場，場場爆滿，觀眾達數萬人次。影片在全國各地上映備受歡迎，引起社會轟動效應。
“中藝”的影響一天天擴大，反動派對劇社愈加敵視。1943年春，國民黨下令“不准演出話劇”。在周恩來、陽翰笙安排下劇社深入國統區各中、小縣城演出劇目800多種、2000多場、觀眾700多萬人次，把抗戰時期大后方電影戲劇運動推向高潮。
1943年4月，陽翰笙改編的電影《日本間諜》在重慶上映，觀眾蜂擁而至。幾天后，蔣介石看了影片大為光火，勃然大怒，痛罵軍委會政治部部長張治中等：“你們簡直是草包、飯桶！影片明顯是給共產黨作宣傳，立即停止放映。”並下令將義勇軍的戲全部改為穿國民黨軍服裝重拍、刪改、編輯膠片。后來，陽翰笙看到被篡改、肢解的片子，眼在流淚，心在流血，強忍下心靈的苦痛。
1945年2月，陽翰笙和郭沫若擬定《文化界時局進言》。然后，陽翰笙秘密發起簽名運動。經他奔走串聯，登門上戶拜訪，征求了312名藝術界代表簽名。22日的《新華日報》、《新蜀報》等發表《文化界時局進言》和簽名，在輿論界引起極大震動。蔣介石氣得七竅冒煙。當知道是“文工會”干的，他立即下令解散“文工會”。“文工會”被解散后，陽翰笙旋即投入“文工會”人員的安置工作中。他本人由黨組織安排，任中蘇文協研究委員會副主席。
抗戰時期，陽翰笙不僅執行黨對文藝工作的領導使命和從事大量的、千頭萬緒的組織與協調工作，而且他還是抗戰時期文藝創作“最豐碩的作家之一”。《前夜》、《李秀成之死》、《塞上風雲》、《天國春秋》、《草莽英雄》、《兩面人》、《槿花之死》7部大型話劇寫就﹔《八百壯士》、《塞上風雲》（話劇改編）、《青年中國》、《日本間諜》4部電影劇本落成。
1946年6月，國民黨反動派悍然向解放區發動全面進攻。這時，很多進步文化人士准備離渝赴滬。怎樣用文藝武器同反動派斗爭？陽翰笙將想法向周恩來匯報后，周恩來請陽翰笙在重慶再組“中國藝術劇社”，團結進步戲劇工作者艱苦奮斗，通力合作。這一時期，進步戲劇佳作紛呈，題材多樣，演出精湛，群星燦爛，觀眾趨之若鹜，反映極為強烈，達到了前所未有的輝煌，成為國統區民主斗爭運動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在重慶期間，陽翰笙是文化界最忙的領導人之一，他實際上是周恩來領導和推進統戰工作的得力助手，也是郭沫若最有力的代理人。
抗戰勝利后國統區的文化中心轉移到上海，南方局分配陽翰笙負責上海文藝界黨的領導工作，組織以上海為中心的國統區戲劇運動，進行反對蔣介石踐踏民主和實行內戰的斗爭。
根據文藝事業發展趨勢，陽翰笙向周恩來建議：在上海建立電影基地。周恩來首肯、支持。
此時，國民黨政府的“接收大員”已將上海所有的攝影場地作為敵偽資產全部劫收，且嚴格檢查、管制外匯、控制原料等，企圖壟斷電影事業。
無資金、場地、器材設備，電影基地怎麼建？陽翰笙與電影界摯友研究，經周恩來批准，決定以民營形式創辦黨領導的電影公司。陽翰笙找到與郭沫若關系要好的四川樂山人任宗德、老朋友夏雲瑚、導演蔡楚生等商量開辦公司的資金問題。夏雲瑚、任宗德願出資50%和30%，其它合伙人出資20%。陽翰笙依靠黨組織的力量，緊密團結進步影人，由“聯華”頭面人物蔡楚生、史東山出面，據理力爭奪回被國民黨國防部強劫的民營聯華影業公司資產。同時，陽翰笙讓中國電影制片廠廠長羅靜予促成陳誠發還“聯華”。在陽翰笙的領導下，大家群策群力，終於奪回“聯華”。有了一流的編劇、導演和場地，1946年秋，中共在國統區的第一個電影制片機構———上海聯華影藝社成立（后更名為昆侖影業公司）。任編導委員會主任的陽翰笙制定和掌握制片方針、培養干部的規劃並組織實施。影藝社成立了中共組織，陽翰笙為負責人。
陽翰笙為人厚道，待人誠懇，大家都很喜歡他，遇到什麼困難，無論大事小事都願意找他商量。盡管那時“昆侖”條件十分艱苦，可是創作氣氛非常和諧，大家齊心協力，充滿了干勁。
在解放戰爭時期，影藝社全體人員在陽翰笙領導下艱苦奮斗、通力合作，沖破國民黨層層關卡、刁難、阻撓，拍攝放映了《八千裡路雲和月》、《一江春水向東流》、《希望在人間》、《麗人行》、《關不住的春天》、《新閨怨》、《烏鴉與麻雀》和陽翰笙編寫的《萬家燈火》、《三毛流浪記》等優秀影片，支持其它公司拍攝出《鬆花江上》、《祥林嫂》、《夜店》等影片。
這個時期拍攝的20余部進步影片，反映了人民的疾苦和斗爭，揭露了國民黨反動派的黑暗統治與政治腐敗，轟動了整個國統區，引起了強烈的社會反響。進步電影以少勝多，以質勝量，不但打破了外國影片獨霸的壟斷局面，使國產影片第一次稱雄於中國電影市場，而且成為文化界推動國統區民主運動、迎接解放的強大力量。
這個時期，陽翰笙將黨在電影戰線上的統戰工作，發展到南京國民黨國防部的中國電影制片廠內，“中制”廠長羅靜予、副廠長王瑞麟與陽翰笙保持著密切聯系。在“昆侖”籌建中，羅靜予不但大力協助解決“昆侖”的攝影場地，而且將攝影機借給陽翰笙。“昆侖”一炮打響的《八千裡路雲和月》、《一江春水向東流》，就是用“中制”的機器攝制的。這些仁人志士為中國革命文藝的發展立下了汗馬功勞，建立了不朽功績。這是陽翰笙執行黨的統一戰線路線、政策、策略的一項豐碩成果。
當國民黨策劃大規模反共的1947年，國民黨中央命令“中制”廠限期完成“戡亂片”《共匪禍國記》、《共匪暴行實錄》攝制任務。左右為難的羅靜予和王瑞麟秘密來到上海，找陽翰笙商量對策。陽翰笙提議：“一是拖延，不急不拍﹔二是拍，往壞裡拍。”王瑞麟認為“這個辦法好，我看行！”羅靜予表態：“就用這個辦法———拖、拍壞、怠工。”在極其艱險的情況下，用“怠工”、“拍壞”的辦法硬拖到“百萬雄師過大江”，反動派指望的兩部“戡亂片”終成泡影。
在中國共產黨眾望所歸的影響下，由於陽翰笙的出色工作，在電影界的威望，他以中共地下黨員為核心團結了幾乎所有的進步電影人，為新中國的電影事業保留了大批寶貴的電影人才。
1948年夏，在澳門治療右手腕骨結核病的陽翰笙奉中共南方局之命回到上海。1949年3月，陽翰笙到北平，與郭沫若、茅盾、周揚等投入組織和籌備第一次文代會工作。同時，以高漲的熱情參加新中國政府部門文化領導機構的建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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