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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七大第二次延期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这次会议解决了一个重要问题，即肯定了抗战以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党内的领导地位，同时批判了王明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右倾思想和右倾错误，从思想上和组织上统一了全党的步调，这就为七大的召开从政治上和组织上创造了条件。会上，召开七大再次被提上议事日程，并通过了《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关于召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
决议提出：“在不久的将来召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还提出了七大所要完成的中心任务和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规定了七大代表的产生办法，同意开始准备中央委员会向七大提交的政治报告。决议要求各级党组织“迅即向全党党员解释七次大会的重大意义”，动员全党“努力从政治上、组织上、技术上进行大会的准备工作”，“在较短时期内召集之”。
由于抗战时期的政治形势和军事形势瞬息万变，七大的准备工作何时能够完成实难预料，所以这一决议对七大的召开日期仍没有做明确而具体的规定。但从决议中“在不久的将来”和“在较短时期内”这些提法来看，中共中央迫切希望七大能够尽快召开。如前所述，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曾经表示，由于战争紧张的原故，七大不得不推迟到明年召开。这些都说明，在1939年召开七大在当时已经基本确定下来。六届六中全会结束后，各抗日根据地根据会议作出的决议，先后选举产生了出席七大的代表。但在1939年，七大并没有如期召开。
七大第二次延期的原因，主要是当时的国内政治形势和军事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蒋介石及其领导的国民党开始转向积极反共、消极抗日。1939年1月，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了五届五中全会，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并设立了专门的“防共委员会”。在山西、河北等地，国民党军队不断制造反共军事磨擦，企图逼迫八路军退出河北等地的抗日根据地，交出在这些地方建立的敌后抗日政权。抗战初期相对良好的国共合作关系开始蒙上一层沉重的阴影。这要求中国共产党重新审视国共关系，针对国共关系中出现的新问题，制定新的斗争策略。这必然会影响到七大的如期召开。
另一方面，日军在攻占武汉、广州等战略要地后，开始回师“扫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这样，八路军既要对付国民党的军事磨擦，又要对付日军的“扫荡”作战，面临的军事压力骤然增大。在这种情况下，七大也难于从容召开。
此外，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是，后来七大选出的5位中央书记中的4位，即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当时或者不在延安，或者是在1939年过去好几个月后，才从外地回到延安参加中央工作。不在延安的领导人是朱德和任弼时。朱德在六届六中全会结束后就返回了华北前线，指挥八路军抗战和反对国民党军事磨擦的斗争。任弼时则是在1938年3月去了莫斯科，负责领导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一直到1940年3月才返回延安。刘少奇和周恩来属于第二种情况。刘少奇在六届六中全会后，担任了新设立的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然后离开延安辗转前往河南，贯彻执行六届六中全会制定的发展华中的方针，直到1939年3月底才回到延安。周恩来则是在六届六中全会尚未闭幕的时候，就离开延安去了武汉，与蒋介石会谈关于国共两党关系的问题。1939年初，他又前往安徽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解决新四军的内部矛盾以及发展方针问题。当他回到延安的时候，已经是1939年6月中旬了。由于这些重要的领导人没能一直在延安参加中央工作，就使得一些重要的问题无法及时讨论解决，甚至中央政治局会议也不能按时召开。例如原定1939年4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由于周恩来不在延安，后来改期到当年8月才举行。而这次政治局会议的一个重要议题，即是讨论七大的准备工作。因此，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人不在延安，或者没能一直在延安参加中央工作，也是七大第二次延期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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