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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春：七大第三次延期
1939年虽然七大没有如期召开，但它的筹备工作并没有中断或者停止。在中国共产党的议事日程上，七大的筹备始终是一项重要工作。在中央书记处会议和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都讨论过召开七大的问题。在1939年8月16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七大的筹备工作取得了重要进展。这次会议决定：各地选出的七大代表1940年1月15日前到达延安；毛泽东在七大作政治报告；周恩来作副报告即统一战线工作报告。
差不多在此前后，召开七大的具体时间也确定了下来。这次政治局会议开过以后不久，周恩来即离开延安，经甘肃、新疆前往苏联莫斯科治病，并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在苏联期间，他为共产国际撰写了《中国问题备忘录》，其中介绍了七大的准备工作，提到中国共产党准备在1940年3、4月间召开七大。这个时间应该是周恩来离开延安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时集体做出的决定。
另有一些材料表明，1940年春中国共产党确曾紧锣密鼓地准备召开七大。这年2月下旬，周恩来和任弼时等人从苏联启程回国，于3月下旬到达延安。他们的归来，使七大的召开具备了一个重要的条件。当他们还在归国途中的时候，毛泽东于3月10日致电朱德、彭德怀，告以“恩来已回，七大快开”；他们到达延安以后，毛泽东又于4月2日致电彭德怀，告以“恩来、弼时25日到延，七大决定快开”。这些电报意在催促朱德、彭德怀早日从华北抗日前线返回延安参加七大。此外，毛泽东还分别致电彭德怀和新四军领导人项英，要求八路军出席七大代表“及时安全到达”延安，“新四军代表尽可能渡江速来中央”。为了参加七大，朱德于5月从太行前线回到延安。
中国共产党曾经准备于1940年春召开七大，是一个为过去的党史研究所忽视、但实际上值得重视的重要史实。毛泽东写于1940年1月的《新民主主义论》，提出和构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核心内容，是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所写文章中最重要的一篇。从时间上看，这篇文章的写作与七大曾经准备于1940年春召开是存在关联的。如前所述，1939年8月16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毛泽东在七大作政治报告。因此，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毛泽东写作《新民主主义论》的动机之一是为七大的政治报告作理论准备，或者，《新民主主义论》本身就是准备于1940年春召开的七大政治报告的一部分。
但是，1940年春，七大又一次没有如期召开。其原因，一是一些准备工作没有完成。这些准备工作包括：（1）会场的准备。当时连开会的会场都没有准备好。（2）七大代表资格的审查。这项工作当时也没有做。（3）七大各种文件和材料的准备。这方面的工作当时做了一些，但远没有完成。正因为这些准备工作没有完成，刚从苏联回到延安不久的任弼时从5月起，受命主持七大的筹备工作。此后，七大的筹备工作有了专人负责和领导。在任弼时的主持下，七大后续的筹备工作就是从上述三个方面进行的。
二是当时国内的政治形势日趋险恶。蒋介石及其领导的国民党为了阻止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的发展壮大，加紧实施反共政策。1939年底至1940年春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被挫败后，他们并不善罢甘休，而是酝酿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坚持抗战的新四军处境日益困难。这种政治形势要求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必须把主要的注意力集中于处理急迫的国共关系以及八路军、新四军的生存发展问题。事实上，在整个1940年，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工作重点主要是两个：一是与蒋介石国民党谈判如何处理国共关系；二是领导开辟和发展华中根据地，为八路军、新四军拓展生存发展的空间。正因为如此，周恩来回到延安以后不久，就在5月10日（或11日）离开延安前往重庆，主持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工作，一方面和蒋介石国民党进行谈判，另一方面处理新四军存在的人事关系及发展方针、发展方向的问题。而刘少奇在整个1940年，都以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的身份坐镇华中，直接领导和指挥八路军、新四军开辟华中根据地。在这种情况下，1940年春召开七大从时机上说也不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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