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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5月1日：七大第四次延期
1940年春七大第三次延期以后，中共中央重新决定了七大的开会日期，这就是1941年5月1日。这个时间应该是1940年底或1941年初确定的。1941年2月21日，毛泽东与任弼时致电在重庆的周恩来：“七大代表已到齐，只待你回，拟五一开会，不便再延，请你估计有无回延可能，并准备何时回延。”这里所说的五一开会即是指七大。此后不久，中共中央政治局于3月12日召开会议，议题之一便是七大的准备工作。关于七大的议程，会议初步确定由毛泽东作政治报告，朱德作军事报告，周恩来作组织工作报告，准备形成三项相应的决议，并由刘少奇发表职工运动的演讲。为了加强大会秘书处的工作，会议还任命任弼时为大会秘书长，王若飞、李富春为副秘书长。会议要求五一前完成七大的各项准备工作。由此也可看出，当时中共中央的确是决定于1941年5月1日召开七大，并为此在进行紧张的准备。
但1941年5月1日，七大仍然没有如期召开，而是第四次延期了。这一次的延期，直接的原因应该是被安排在七大作报告和演讲的两个重要领导人刘少奇和周恩来没有能够及时返回延安。当时刘少奇正在华中地区领导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的工作，而周恩来则在重庆与蒋介石国民党就国共关系的有关问题进行谈判。4月26日，毛泽东曾致电周恩来，要他在与蒋介石谈判时提出要求，派飞机送他回延安参加七大。但由于当时国共关系有一系列棘手的问题需要处理，因此周恩来无法抽身回延安。在刘少奇和周恩来不能与会的情况下，七大的延期就不难理解了。
然而，在这一次延期之后，七大的召开时间不断地往后推延，主要的原因则是在此之后不久，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党发动整风运动。1991年11月7日，胡乔木在一次谈话中，回答七大为什么筹备时间较长这个问题时说：“最初一个主要的原因是战争，后来不是战争，主要的原因就是整风，就是要研究历史问题，把历史问题研究清楚了才能开。”他这段话中所说的“后来”，即是指1941年5月1日以后七大的延期。而在此之前的三次延期，按照他的说法，主要原因是战争。他所说的战争，当然既包括对日抗战，也包括同国民党顽固派的磨擦与反磨擦的战争。这与本文前面的分析是基本一致的。
整风运动的发动与七大的筹备工作有着密切的关联。如前所述，七大的筹备工作之一是准备各种文件和材料，其中包括搜集六大以来党的历史文献。这项工作原由任弼时负责，中央要求于1940年11月底完成。但搜集六大以来文献的工作进展得很不顺利，于是中央后来决定改由中央秘书处承担六大以来文献的搜集工作，并由毛泽东负责督促与审核。中央秘书处每搜集到一份文献，都要交他审核，审核完毕后才送印刷厂排印。
毛泽东审核六大以来历史文献的工作，前后进行了好几个月。在此过程中，他发现在30年代前期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下发的不少决定、命令和指示中，存在着严重的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的错误，这些错误不是个别的、孤立的、偶尔出现的，而是前后一贯的，形成了一条比以往历次“左”倾错误路线更完备的新的“左”倾路线。这条错误路线流毒全党，几乎断送了党、红军和中国革命。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对这条错误路线，当时全党缺乏必要的反思和正确的认识，有些党的高级干部甚至根本否认存在过这样一条错误路线。他认为，这样一种思想状况不彻底改变，七大不可能成功召开。怎样改变这种思想状况呢？他觉得有必要在党的高级干部中开展一个学习和研究党的历史特别是六大以来历史的活动，以明辨是非，提高高级干部的思想觉悟，进而达到全党思想的统一。于是，在1941年9月的一次中央会议上，他提议选编六大以来的历史文件，供党的高级干部学习与研究党的历史之用。中共中央同意了他的这一提议，随后不久确定了六大以来文件选读篇目70篇。12月正式印制了《六大以来》汇集本。它们成为整风运动的主要学习文件。从1942年上半年起，一场以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为主要内容的整风运动，在延安和各地的党组织中普遍地开展起来。
整风运动原打算1943年4月底结束，但这年4月3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提出在有些地方，由于领导干部不认识整风的深刻意义，故整风运动还没有取得成绩，在部分机关、学校、部队则运动尚未深入，因此决定“从1943年4月3日到1944年4月3日，继续开展整风运动”。整风运动进行了两年左右的时间，七大的召开时间也跟着不断地往后推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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