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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1月15日，刘、邓首长在重庆西南局机关里接见了十八军师以上主要领导干部，传达了党中央、毛主席解放西藏的决策、方针和部署。接见时，刘伯承亲切地看着眼前这些自己的爱将，语重心长地说：解放西藏完成祖国大陆统一，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巩固西南边防，解放西藏人民，是我党光荣而艰巨的事业，希望你们勇敢地担负起来。邓小平对西藏的历史与现实、政治与军事、宗教与神权进行了深刻的阐述。他特别强调，西藏是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均有特殊性，政策性很强。解放西藏有军事问题，也有政治问题，但军事与政治比较，政治是主要的，要军事政治协同解决。从历史上看，对西藏多次单靠用兵，都没有解决问题。而解决者多靠政治。政策问题极为重要，要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团结达赖、班禅等上层人士。解放西藏要靠政策走路，靠政策吃饭，同时还必须解决补给问题，解决公路问题。此后不久，邓小平又将此次谈话内容归纳为两句话，叫做“政治重于军事，补给重于战斗。”
接着，刘邓首长为进藏部队题词，刘伯承的题词是：“精细研究藏族同胞物质的思想的具体生活情况，切实执行共同纲领，民族政策。”邓小平的题词为：“接受与完成党所给予的最艰苦的任务，是每个共产党员、每个革命军人无上的光荣。”
1950年８月，当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康省副主席格达活佛以西南局的谈判代表，进藏向西藏当局宣讲《共同纲领》和共产党和平解放西藏的十大主张之时，在昌都被英国特务福特在食物中投毒杀害，后又焚尸灭迹。
噩耗传来，刘伯承、贺龙、邓小平等极其悲痛，西南局和西南军政委员会联名在重庆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在《悼词》中，刘伯承高度赞扬了格达活佛光辉的一生：“他早在1936年就任博巴政府（西康藏族地区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就给长征中的红军很大的帮助。1936年7月1日，朱德总司令给他留下了‘红军朋友，藏人领袖’的亲笔题词，并将红军伤病员交给他照料。他曾在拉萨佛寺多年，获得格西学位，在僧侣中有相当的影响。他是经中央同意，以西南局和谈代表的名义先于解放军进藏的。他是为和平解放西藏而死的。”
刘伯承亲笔写了挽联：
具民族精神，功烈永垂民族史
增几多悲愤，追思应续国殇篇
贺龙、邓小平写的挽联是：
为和平解放西藏，惨遭帝国主义和反动分子毒害而光荣殉国的格达委员永垂不朽！
刘伯承、贺龙、邓小平高度赞扬格达活佛为和平解放西藏的献身精神。
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在北京签字。1951年10月，十八军和各路进藏部队进驻拉萨，西藏宣告和平解放。
刘伯承与邓小平相互尊重，情同手足的关系是有口皆碑的。1950年2月，西南局召开干部大会。刘邓贺都讲了话。邓小平在审阅这则新闻时，对刘伯承、贺龙的讲话只作了少许的修改，而对他自己的讲话却一笔勾掉了。然后，把他第一个讲话人的名字，勾圈在刘、贺之后，只留了一句：“邓小平也讲了话。”邓小平说：“新闻要短些。我们几个讲的都是一个中心意思，何必要多写我呢？”
1950年6月，邓小平主持的西南军政委员会正在召开。会议研究到刘伯承、贺龙、邓小平三位首长的排名问题，刘伯承说：小平同志是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理所当然该排第一。邓小平说：伯承同志是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应该排第一。说完，他机敏地征求贺龙的意见，贺龙点了点头，表示赞同。邓小平果断地说：好！就这样决定。接着，他郑重宣布：今后报纸公布首长排名次序是刘伯承、贺龙、邓小平、张际春。
曾在第二野战军担任新华社分社社长、新华社前线特派记者的李普说过：“ 刘邓之间是难以放进一个‘顿号’的。”刘邓不能分离，然而1950年10月，刘伯承调离西南，到北京主持筹建陆军大学。离别前夕，两位老战友依依话别，难舍难分！临别时，刘伯承拿出自己36年前的一张照片送给邓小平作纪念。在照片背后，刘伯承还提笔写下了如下的赠言：
1916年袁世凯称帝，发生反袁战争。我在讨袁战争中于是年阴历2月27日在四川丰都城脑顶受伤，右眼残废。为此，前一年所照之像，历经36个年头始获之。置之座右，此博一粲。
这是刘邓之间挚友深情的永久纪念！分手后，邓小平把刘伯承的珍贵照片珍藏在家中并铭记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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