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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刘、邓、贺在西南联手打了很多漂亮的歼灭战，如征粮剿匪、和平解放西藏、改造国民党90万起义部队、兴修成渝铁路等等。然而，最具典型意义的是在减租退押上。早在进城之初，邓小平就意识到“西南的真正战争是在农村，由反霸、剿匪、减租退押，直到土改的斗争中”。他强调指出：这一运动是西南反封建斗争中的“淮海战役”，千万不要低估封建势力反抗，他们将采取各色的非法的（包括武装的）和合法的形式来同我们斗争，千万不要疏忽大意，认为这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减租退押必须和清匪反霸紧密结合，只有取得清匪反霸胜利，减租退押才能顺利进行，只有减租退押的彻底完成，才能改变农村阶级力量对比，巩固农村阵地。
1950年7月27日，西南军政委员会首次全体会议通过决议，今冬明春在农村开展清匪反霸减租退押运动。农民闻讯，奔走相告，“今年减租，明年分田，要翻身了”。
正如邓小平所料，减租退押，遇到了西南封建地主阶级的严重抗拒。从原国民党旧军人、工商界人士和民主党派的头面人物，到农村的中小地主，大都反对共产党的这个政策，因为这直接损害到他们的经济利益。在西南军政委员会上，其代表人物强调西南地区民穷财竭，地主实际不富，租押一时难以减退；有的声称会引起诸多纠纷，不要自找麻烦；有的说押金已按年扣租，不该退还；有的借口土改将行，何必多此一举。更有的甚至重弹地主养活农民的老调。一时间议论纷起，人心不定。针对封建地主代表人物的错误言论，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刘伯承斩钉截铁地说:“减租减息作为土地改革的准备条件，这是共同纲领明文规定了的，西南人民必须为此而努力奋斗。……减租本身就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如果不打垮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如果不充分发动农民群众，如果不保障农民的佃权，其结果必然是明减暗不减，或先加后减等现象的普遍发生。同时恶霸地主和特务分子必然千方百计地造谣破坏，制造混乱，乃至组织所谓‘游击战争’，以达到破坏减租的目的。”刘伯承大义凛然的态度，震撼了某些上层人物反对减租退押的嚣张气焰，博得了军政委员会大多数成员的热烈赞同。
刘伯承还亲自说服弟弟刘叔禹在开县带头减租退押，起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邓小平与刘伯承密切配合，在7月31日军政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他说道：“谈到退押退不退得起的问题，许多具体材料证明是退得起的。西南的银元估计在一万万以上，工商界手上没有什么，农民手上有也只是一两块，都是在地主身上。如果地主在今天拿出一部分银元来退押，问题就解决了。……当农民组织起来，觉悟起来，从一个自在的阶级变为一个自为的阶级的时候，如果地主再采取抵抗的方法，恐怕要吃点苦头的。”
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更是直截了当指出：“清匪、反霸、减租、退押运动，是西南斗争中的‘淮海战役’，也是全军今冬明春的中心任务与战略任务。”这是说给封建势力及其代表人物听的，言外之意，如果破坏、造谣和聚众抵抗，人民解放军是毫不手软的。
刘伯承、贺龙、邓小平三位主持西南的首长，思想认识上的高度一致，工作上的密切配合，感情上的十分信赖，齐心协力，共同领导和组织向西南封建势力的总进攻。
西南的“淮海战役”，从1950年7月以后作准备工作，10月开始试点，11月全面展开，到1951年4月中旬为止，已在208个县，7个市郊，6600余万人口，即占全西南人口83%的地区宣告胜利结束。全西南从减租退押和惩治不法地主中得到果实折合大米77亿斤。仅退押一项，四川农民就从地主手中收回押金折大米150万吨，每户农民平均159公斤。农民收回这些东西是完全合理的、应该的，这对于发展生产、繁荣国家的经济是极有益的。得到了实际利益的翻身农民兴奋地说：“几辈子也没有见过这样的利益。”“这才真是太阳从东方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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