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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春夏，在全军开展的“反教条主义”运动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军委训练总监部部长、南京军事学院院长刘伯承受到错误的批判。当时的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林彪含沙射影地说：“有人一提起学习就想到外国，专学外国的东西，以为只有外国的东西才是好的。这就是迷信，一定要打破迷信观点。”“不要一谈到外国的东西就津津有味，把本国的东西看作是‘土包子’。”“我们的经验很丰富，不能把黄金当黄土甩掉了。”他还耸人听闻地说：“有的单位不把毛主席军事著作作为军事基本教材，只作为参考材料，是不对的。有的单位连参考也没有列上，就更不应该。”林彪这样说完全是别有用心，是不点名地攻击训练总监部和军事学院，攻击主持这两个单位工作的刘伯承。
“反教条主义”运动，是一次夸大我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过程中某些失误的党内斗争。它的出现，表明我军在建军新阶段，对如何借鉴外军经验，发生了认识上的偏差。而林彪的谈话对运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1958年6月，毛泽东在中南海谈到军事学院和训练总监部的工作时，带有责备的口气批评道：“不知道军事学院、训总到底有多少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列主义本来是行动指南，而他们当作死条条来啃，马克思、列宁在的话，一定批评他们是教条主义。”毛泽东当场指定，邓小平任反教条主义领导小组组长。邓小平婉拒道：“主席，还是请其他同志担任组长吧！”毛泽东说：“你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党政军都要管，非你莫属。”话说到这个份上，邓小平不好推迟。
1958年7月，在上海治病疗养的刘伯承，接到军委的指示，到北京出席军委扩大会议，并在会上作检讨。刘伯承抱病赴京，左眼球红红的，呈失眠状态，眼压高达73度，不得不住进北京医院，一面治疗，一面准备检查材料。
对刘伯承是否要在会上作检查的问题，毛泽东关照说：“让刘伯承同志好好休息，可以不来参加会议作检讨，表示过态度就可以了。”
邓小平也说：“刘伯承同志工作积极认真，对组织是尊重的。他今年已66岁了，又有病，不要搞得太紧张。”
豪爽、耿直的陈毅，看到刘伯承这个样子，心里更是难受。他赶到北京医院，对刘伯承说：“你写啥子检讨嘛！要写，我替你写，写一百个字就行了。”
但是，在当时那种政治气氛下，刘伯承不能不抱病出席，在会上作检讨。
其实，具有高度政治智慧的邓小平，在反教条主义过程中，力保刘伯承过关。在军委扩大会议之前，他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时说：“主席，你不是说二野能打仗吗？没有司令员，哪有我这个政治委员，打仗主要靠司令员。”毛泽东听后频频点头。邓小平的这些话，在庐山会议之后的一次会议上也讲过。当林彪在会上说二野打仗主要靠邓时，邓小平说，不对，我只是政治委员，没有刘，哪有邓。寥寥数语，道出了刘邓几十年战友情深的底蕴。
历史毕竟有着它不可更易的规律。1980年秋，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明确指出：“1958年批判刘伯承搞教条主义，那是不公正的。完全可以说，伯承是我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奠基人之一。他在这方面的重大贡献，永远值得我们珍视。”
1986年10月7日，刘伯承仙逝，邓小平率全家同老战友告别时，他在悼词中，又郑重地提起那张体现殷殷战友情的珍贵照片：
伯承久病，终于不治。我和他长期共事，相知甚深。他的辞世，使我至为悲痛。伯承早年从军，戎马一生，在辛亥革命后的护法战争中，他就是“手持青锋卫共和”的一员猛将。我至今还保留着他赠给我的1915年摄的照片。那时他22岁，风华正茂，雄姿英发。我们前后共事十三年，感情融洽，工作非常协调。我比他小十多岁，性格和爱好也不尽相同，但合作得很好。人们习惯地把“刘邓”连在一起，在我们两人心里也觉得彼此难以分开。
邓小平这篇感人至深的悼词，充分表达了刘伯承和邓小平戎马一生中结下的诚挚深厚的战友情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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