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
邓小平与贺龙神交已久。抗日战争时期，贺龙是一二0师师长，邓小平是一二九师政委。1940年百团大战后，贺龙所在的晋绥军区相当困难。中央号召各战略区支援，刘伯承、邓小平所在的晋冀鲁豫军区勒紧腰带，节衣缩食，支援了晋绥军区不少物资和弹药。
邓小平与贺龙的直接交往，是从解放大西南开始的。当刘邓遵照毛主席制定的大迂回、大包围的战略方针，出其不意地发起川黔战役，截断敌人退往滇缅边境的道路时，贺龙率领一野十八兵团在陕南频频发起攻击，配合刘邓的行动。贵阳、重庆解放后，二野三、五兵团和四野五十军从东西南三面包围了成都，贺龙率部开始发威，攻剑门关，占武都（今江油），从北面直赴成都。二野的将士们占领进成都的最后一道屏障———狮子山，已经望见成都的城郭，闻到成都小吃的麻辣香味。邓小平急电指挥成都战役的杨勇、杜义德，指出：“一野十八兵团在进军大西南战役上功不可没，应与二野平分秋色；二野一兵一卒不能进成都，要让贺老总带领十八兵团进成都……”1949年12月27日，成都宣告解放。30日，贺龙率部进成都。
邓小平提出让一野十八兵团进驻成都，把荣誉让给了一野的同志，让给了贺老总。邓小平在二野部队中高度评价南昌起义领导人贺龙的历史功绩，号召广大干部向贺龙学习。这体现了邓小平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无私品格，高度重视团结的意识。同时也印证了毛主席对邓小平协调能力的信任，说他办事比较厚道，比较顾全大局等等是有根据的。
邓小平与贺龙在解放大西南是如此，在建设大西南中更是互相信任，互相尊重，建立了无比深厚的情谊。1950年2月，邓小平与贺龙在重庆成都两地，利用市场价值规律，导演了一场平抑物价，与投机商“斗法”的好戏。
1950年春节前后，重庆、成都物价涨风突起。以重庆为例，市场主要商品平均价格较1月份上涨了1.08倍，粮食与棉纱率先冲高，大米较1月份上涨了1.92倍，面粉上涨1.99倍，20支棉纱上涨1.03倍。此次市场物价大幅波动，十分反常。以前重庆市的物价是与上海物价息息相关的，其物价涨幅从未高出上海的物价涨幅，但此次重庆的物价远远超过了上海的物价水平。以折实单位相比，2月份上海是6角，而重庆达到8角。成都的物价也大体相当。邓小平与贺龙通过调查，发现是投机商在背后囤积居奇，再加上国民党特务从中捣乱，大有扰乱西南市场的趋势。邓小平、贺龙决定在成渝两地打一场“两白（大米和棉纱）战争”。
首先是重庆的“大米战争”。大阳沟，时至今日仍然是重庆著名的农贸市场，但在当年，这里却是与不法投机分子进行较量的第一线。那时候全重庆名头最响亮的米贩子都汇集在这里。他们雇人排队抢购粮店平价出售的粮食，粮商以政府公布的牌价每担糙米７元购进，又以16元一担高价转手抛出，造成市场物价波动，各粮店脱销，人心浮动，排队抢购现象越来越多。不法粮商满以为政府粮库存粮不多，变本加厉地抢购；各面粉厂的厂商也抢购小麦囤积居奇。顿时，粮食市场出现紧张。洞悉这场“大米战争”的邓小平召集重庆市政府和粮食局的负责同志研究对策，他说：“要稳住，不要乱了阵脚。他们涨我们也涨嘛！让他们涨，到时间叫他们吃不完兜着走。这就好比‘牛已过河了，如拉牛尾巴是回不来的；只有牵牛鼻子，牛才会跟你走。’”他宣布两项措施：１、由重庆市政府对大阳沟不法粮商泰洪泽、万金安等，依法进行查处，打击奸商的嚣张气焰；２、政府国营粮店也挂牌米价上调到16元一担，各区街基层干部出动向群众作宣传解释。不法粮商不知内情利令智昏，趁机大量抢购，囤积等候再涨获暴利。邓小平急令川东、川南行署连夜调运大量粮食进重庆。仅十多天的时间，全市粮店统一挂牌：糙米每担压降为７元原价，大量供应。这个“先放后收”的良策，使重庆的粮价很快稳定了下来，群众则拍手称快，米贩子们惊惶失措，赔尽老本，牛角沱富民面粉厂的老板鲜伯良惊叹说：“这一来，叫我赊了老本。共产党不仅会打仗，而且还会管理经济，这么快把物价稳住，是我们工商界所料不及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