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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的“棉纱战争”与重庆的“大米战争”同时进行。成都解放后，投机倒把分子操纵了银元市场、米粮和棉纱市场，东西都跟着银元、米粮和棉纱涨价。人民政府虽然命令禁止银元黑市、抓了一些银元贩子，可是幕后的操纵分子都没有打击到。人民币继续贬值，米粮价和棉纱价几乎一天几个样，银元黑市猖獗，搞得人心惶惶。贺龙命令一批军用卡车开到重庆，把重庆的大批棉纱暗地运到成都，然后在市场上按投机商哄抬起来的高价抛出去,棉纱大王们照例都吃进去了。他们想：你们的老底我们清楚，只要几天吃光了，我再抛出去，我爱涨多少就涨多少，他们把一件棉纱的价格从400万至500万（旧币）哄抬到1700至1800万元。这时，政府在市场上继续大量抛售，棉纱大王不惜高价吃进，他们的资本都陷进去了。
贺龙指示人民银行把银根抽得紧紧的，叫他们借不到凭以投机的人民币。他们不知道政府从哪里搞来这么多棉纱，开始吃不住了，不得不停止吸收。这时，政府才开始降价抛售，1600、1500、1400，一直压价。他们慌了，不得不跟着往外抛。政府便以较低的价格再买进来，接着继续压价，1200、1100、1000，一直压到700多，600多，看趋势政府还要压价抛售。他们怕再降，带来更大的损失，便惊慌失措地把现存的棉纱，以500万元左右的低价抛出来。政府全部收买了。这时银行逼他们还本付息，几头挤压，那些大王不得不宣布破产。政府把他们掌握的棉纱抓了过来，稳定了价格，其他跟着棉纱涨价的东西也涨不上去了。
投机商们尝到了邓小平和贺龙的厉害，同时也看到了共产党平抑物价、安定生活的决心。
1952年7月，邓小平上调中央工作，出任政务院常务副总理。1952年８月，共青团中央向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刘少奇写了一份报告，建议在政务院下设立一个与各部、委平级的全国体育事务委员会，建议该委员会的主任，最好请贺龙那样的一位将军来担任。党中央同意共青团中央的建议，并决定由政务院常务副总理邓小平征求贺龙的意见。邓小平在电话中对贺龙说：“政务院决定组建全国体育运动委员会，团中央和全国体总建议请你当主任。我和总理商量了，也感到由你来当最合适。”贺龙问道：“毛主席的意见呢？”邓小平说毛主席也赞成。贺龙二话没说，当即表示：“主席叫我干，中央叫我干，我就干。”11月15日，政务院第十九次会议通过，贺龙担任国家体委主任。1954年9月，在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会议上，贺龙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和国家体育委员会主任。他随即于11月，辞别战斗和工作了5年的西南，同夫人薛明携子女到北京上任，并立下了一定要摘掉中国“东亚病夫”帽子的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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