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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1月8日，日本特务机关在上海创办的中文《新申报》上刊登一则从南京发出的新闻通讯，题为《日本军亲切关怀难民，南京充满和睦气氛》，宣称：“南京市的的街道依然沉寂。慈和的阳光照耀着城市西北角的难民区。从死里逃生的南京难民，现在已经受到皇军的抚慰。他们跪拜道旁，感激涕零。在皇军入城以前，他们备受中国反日军队的压迫，生病的人没有医药上的帮助，饥饿的人不能够取得一米一粟，良民的痛苦，无以复加。幸而皇军现已入城，伸出慈悲之手，散播恩惠之露……”德国侨民拉贝在日记中对这篇报道愤怒地斥责道：“这篇文章是一个彻头彻尾、荒谬绝伦的无耻谎言，其造谣手段已达登峰造极的地步。”
日本随军记者凭空捏造的南京虚假报道却符合与迎合了日本当局的政策与需要，因为它可以掩盖、抵赖日军南京大屠杀的凶残、丑恶与罪孽深重，可以进一步欺骗中国人民、世界人民也包括日本人民。因而这些报道在日本各大小报刊上大登特登，几乎控制了报纸的全部版面，成为当时日本新闻传媒的主流舆论。这些虚假报道产生了一定作用，特别是使得广大日本民众一直对南京大屠杀这一惊天血案一无所知，一直被蒙在鼓里。
但是，世界上没有不透风的墙，不管日方当局如何封锁，关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消息还是由西方各界人士通过不同途径报道了出去。首先是5位冒着生命危险留在南京进行采访的西方新闻记者，亲眼目睹了日军在南京烧杀淫掠的无数战争暴行，震惊，痛苦，却又无能为力。他们只能以记者的职业本能，立即记录下这些他们目睹的血淋淋的事实，分别在《纽约时报》、《芝加哥每日新闻》、美联社、路透社等媒体上进行了揭露。随即英国《每日电讯》、苏联《真理报》等也相继作了报道。
在国外新闻媒体揭露日军暴行的同时，中国国内的《大公报》、《申报》、《中央日报》、《新华日报》等，也对日军在南京的暴行进行了大量的揭露和报道，仅中共《新华日报》自1938年1月至5月间，报道日军在南京暴行的新闻就有10余篇。
接着，留驻南京的西方侨民把亲眼目睹的暴行详细而真实地记录下来，用书信、日记等方式，向世界揭露。1938年3月，英国《曼彻斯特导报》驻华记者田伯烈（Harold John Timperley）把这些资料汇编成What War Means： The Japanese Terror in China（《战争意味什么：日军在华暴行》），在许多国家出版`。此书的中译文版《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于1938年7月由汉口民国出版社出版发行，郭沫若为此书写了序言。他说：“……这儿不仅横溢着人类的同情，这儿更高涨着正义的呼声。”
留在南京的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主席马吉牧师，用一架16毫米的摄影机，冒着生命危险，极其隐秘地将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拍摄下来。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副总干事费奇把马吉牧师的胶片从南京秘密带到上海，并在那里制作了4部拷贝，一部送给德国外交官罗森，一部送给英国传教士，一部带回美国，一部留在中国。它向世界揭露了日军暴行。这部影片1991年在美国被重新发现，成为留存至今的当年现场拍摄的南京大屠杀的动态画面。
南京难民中有一些九死一生逃出血城的大屠杀幸存者，以自己的血泪，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亲眼目睹的日军暴行，用日记、纪实等形式，向国内外控诉了日军的暴行，如郭歧的《陷都血泪录》、蒋公榖的《陷京三月记》、李克痕的《沦京五月记》、范式之的《敌蹂躏下的南京》等等，在中外各地出版、发表、流传。
在这同时，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金陵大学美籍教授史迈士及其助手根据调查资料编写成《南京战祸写真》；燕京大学教授徐淑希根据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资料，编纂成《南京安全区档案》一书。1938年1月初先后回到南京的一些西方国家外交使节也向各国政府报告了南京的情况。这些著作，这些报道、书信、报告,以铁的事实揭露了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的真相，引起了正义舆论对日军侵华暴行的强烈谴责，也揭穿了日本新闻报道的谎言，宣告了日本军国主义当局千方百计封锁、掩盖和粉饰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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