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移动布局 盘点中共中央早期驻地变迁

1922年4月6日，维连斯基在给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拉狄克的信中提议：“前几天，达林（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主席团成员）来到我这里，讨论因北方出现的局面而形成的新形势。我们决定把基地迁到南方广州，那里可以以半合法的形式开展工作。”5月20日，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在华工作全权代表利金也在给执委会的报告中详细汇报：“远东书记处认为上海是该处在当地全部工作的集合点。这里是朝共中央和中共中央的所在地，也集中了同日本的联系。”但是，“中国目前的形势把对我们小组工作的组织改革问题提到了首位。这次改革可归结为把工作重心转移到广州。这样做有许多理由，最重要的理由是：1.现在在南方有广泛的合法条件；2.在广州有最先进的工人运动；3.最后，广州是国民党的活动中心。”接着，他还进一步分析说：广州党组织还很薄弱，“正因为如此，需要从北方派一些能力强的同志到广州工作。在共产主义小组中央局迁到广州和整个工作重心集中在广州的情况下，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同时，“南方是国民党的活动舞台，如果我们共产主义小组中央局迁到广州，这种情况就有助于把国民革命运动的各种联系集中到中央局手中。在南方，中央局较容易把劳动群众从国民党的影响下吸引过来，使之接受共产主义小组的影响”。

作为国共合作的幕后推手，1922年7月11日，马林在返回莫斯科后也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报告：“在上海，我是在极为不利的条件下开始工作的。该城虽然是中国最大的工业中心之一，却没有我们所理解的那种工人运动……除了唯一的北京附近的铁路工人组织外，只有广东省的工人建立了现代的工会组织。中国工人组织的旧形式，行会和秘密结社，如上海的红帮、青帮，倒不如说是开展正常的工人运动的障碍。”总之，“关于中国的运动及其前途，上海给了我一个悲观的印象。到了南方我体验到，有可能进行有益的工作，而且工作定会卓有成效的”。因此，“我还向我们党的领导机关建议把驻地移往广州，在那里至少可以公开工作”。他还建议共产国际“以办事处的形式，在广州建立一个共产国际与红色工会国际的代表机构”，因为“在远东，广州是唯一勿需打扰当局就可以建立常设代表处的城市。它对于通过香港同3个国家（中国、朝鲜、日本——引者注）联系也十分有利。借助中国海员散发那里出版的书籍、文献也不困难”。

在听取马林的报告后，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给中共中央发出指令：“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接短笺后，应据共产国际主席团7月18日决定，立即将驻地迁往广州并与菲力浦同志（指马林——引者注）密切配合进行党的一切工作。”这似乎表明，中共中央从上海迁往广州已是一件板上钉钉、不可逆转的事了。

但正在此时，中国政治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围攻总统府。8月，孙中山不得不离开广州赴上海。面对这一突发事件，维经斯基在给中共中央的信中表示：“孙逸仙和陈炯明之间的斗争使南方的政治局势很不稳定。因此，我们的工作中心向南方的转移，应该推迟到南方各种力量的对比更加明朗的时候。”

到1922年秋，中共中央在上海的活动引起租界当局的注意，中共中央的主要工作机关——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被租界当局查封，总部迁到北京。而北方各地的工人运动则在当时控制北京政府的吴佩孚高唱“保护劳工”的高调下有所发展。10月，开滦五矿工人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领导下举行罢工，声势一度十分浩大。南北局势的这种易位使马林意识到：“党的所在地必须迁往北京。上海局势不稳。”11月7日，苏俄政府驻华全权代表越飞也告诉马林：中共中央委员会要尽快迁到北京来，以利于领导罢工，“此事至关重要，否则将会有很大损失”。于是，中共中央在11月底将驻地迁往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