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移动布局 盘点中共中央早期驻地变迁

1923年三易其址

1923年2月4日，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爆发。吴佩孚撕下“保护劳工”的面具，于2月7日对京汉全路罢工工人进行武力镇压，制造了“二七”惨案。与此同时，他还下令通缉在北京的陈独秀、马林等人，北方的革命形势迅速恶化。2月15日，马林与中共中央领导人讨论二七罢工问题，认为北京政府压迫加剧，中央局应迁往上海。这一动议随即被付诸实施，2月中下旬，中共中央局迁回上海。

恰在此时，南方的形势却峰回路转。1923年初，陈炯明势力被逐出广州，孙中山由沪返粤，重振旗鼓，广东的形势逐步好转，革命力量可以公开活动。这又促使一向主张国共合作的马林产生将中共中央驻地移到广州的想法，并提议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多年后，他解释说：“在北方……国民党在那些地区没有多大影响。在吴佩孚所统治的整个长江流域国民党是非法的。在上海，只有几个领导人，不成其为一个党。只有在广州它才真正存在。”因此，“只有广州是我们共产党人能开展工作的唯一地方”。

对马林的这项建议，时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远东局局长的维经斯基并不赞成。3月8日，他写信给东方部主任萨法罗夫说：中国工人运动在“二七”惨案后并没有消沉，目前“正在酝酿一场可能遍及华中和华北的新的大罢工”，因此将中共中央迁往广州，“现在恰恰是不妥当的”。他还说：“我不能想象，中央将如何从广州领导运动，广州与上海、汉口和北京没有铁路交通，而通过海路到上海大约需要走5天时间。建立书面联系也是相当困难的。但这不仅仅是中央在地理位置上脱离华中和华北的工人运动。依我看，离国民党的中心很近也同样会对中央产生有害的影响；在广州可能造成我们党对孙逸仙党的过多依赖性，而最令人担心的是，年轻的中国共产党通过自己的中央将深深陷入军阀的派系斗争之中，而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国民党政府由于它给我党的‘好处’，让我们在它的地盘上合法存在而要求我们党给予无条件的支持。然而，不应忘记，中国共产党现在已经有了可以丢掉一些东西的条件了，他的声望在工人群众的眼里是完全清白的。当然，应当利用在南方合法工作的机会，但不应把整个中央委员会搬到那里，把全部工作的重心转移到那里去。为了使党能够利用真正的批评自由，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通过的决议（诚然是非常妥协的），中央委员会不应在广州孙逸仙的鼻子底下，至少应在上海的某个地方。”这说明维经斯基对马林主张全力与国民党合作是有不同意见的，而倾向于保持一定距离和独立自主，所以反对将中共中央驻地迁往广州。

3月9日，维经斯基又在答复马林的信中指出：“接奉来函、来电，获悉最新消息。看来尊意在把中国共产党全部积极分子迁至南方。当然，你处于更合适的地位，知道在罢工之后最宜做什么事。但是就我所知，现在十分需要有一些积极性很高的同志留在汉口、上海和北京。据中国报端揭载的内容，显然目前仍笼罩着罢工的气氛，最近的将来华中和华北也许会成为发生新罢工的区域，很难设想你将如何从广州给予指导和安排联络。”这封信虽未明确驳回马林的建议，但其中流露出来的不同意见是十分明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