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移动布局 盘点中共中央早期驻地变迁

然而，维经斯基的这些意见或许并未及时传达给中共中央。他们采纳了马林的建议，于4月底将中共中央机关迁到广州。5月22日，一个留在上海的共产国际工作人员报告：“工作重心移到了广州，这里几乎一个中国工作人员也没有留下。”6月，陈独秀在中共三大的报告中也回顾：二大后，“当上海的迫害更厉害时，北京的政治局势还可以使我们在那里进行工作，因而中央委员会迁到北京，我们开始改善机构。但是，我们还没有来得及着手执行我们的计划，在京汉大罢工以后，猖獗的反动派就迫使我们离开北京返回上海。改善机构的计划未能实现，因为上海的迫害非常厉害，又加上我们要准备召开党代表会议，所以我们把中央委员会迁到广州”。他还表示：“我们不得不经常改换中央所在地，这使我们的工作受到了严重损失”。

按照马林的设想，中共中央迁到广州后应该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空间，但好景不长，国共合作很快出现波折。鉴于国民党沉迷于军事计划和热衷于在军阀政客间周旋，5月9日，马林在《向导》上以孙铎的笔名发表文章说：“国民党的注意力太完全放在军事上和放在政客议员的秘密计划上。”在7月1日《前锋》创刊号上，他又发表《关于中国国民运动》一文继续批评国民党。7月11日，陈独秀也在《向导》发文抨击说：国民党“应该起来统率国民做革命运动，便应该断然抛弃以前徘徊军阀之间，鼓吹什么四派势力的裁兵会议与和平统一政策”。他还严厉质问道：“若孙中山可以和曹锟携手，那末，北伐伐谁？那末，岂不是孙中山和陈炯明、沈鸿英走到一条道路？那末孙中山可以联曹，何以陈炯明、沈鸿英联曹便罪该万死？”在此期间，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谭平山和毛泽东等中共党人还曾写信劝说孙中山：“我们不能囿于一方的工作而忽略全国的工作。我们要求先生离开广州前往舆论的中心地上海，到那里去召开国民会议。”

显而易见，陈独秀等人的这些言论极易引起孙中山的不满。他当着马林的面激动地说：“像陈独秀那样在他的周报上批评国民党的事再也不许发生。如果他的批评里有支持一个比国民党更好的第三个党的语气，我一定开除他。如果我能自由地把共产党人开除出国民党，我就可以不接受财政援助。”目睹如此情形，马林也不得不承认：孙中山并“不乐意同我们接近，现在，我对他毫无办法”，我们的中央委员会感到，不能寄希望于通过孙中山改变态度去把国民党的宣传推上新的轨道。“为了开展群众工作，我们的人也不能总在广州束手以待”。

7月13日，中共中央在广州举行会议，针对孙中山单搞军事计划、忽视政治宣传工作的状况，认为中央局“在广州做不了很多事情”，应当转到北方“进行召开国民会议”宣传工作等活动，并计划在上海召开学生代表会议和劳动大会，因此决定中央局“将于近日启程”迁往上海。15日，马林也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报告：“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决定最近几天就把驻地迁往上海。中央委员会宁愿在上海处于非法地位，也不愿在广州公开活动，因为上海的运动意义更加重要……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同志未来几天内就启程赴上海，他们想在北方通过新的地方组织去推动国民党的现代化。”20日，他又写信给越飞等人说：“一周之内，我党中央委员会将全部离穗赴沪。陈独秀也要走。我们认为，留在南方继续争取孙本人对进行政治宣传的支持是白费力气。”就这样， 3个月后，中共中央又从广州迁回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