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移动布局 盘点中共中央早期驻地变迁

陈独秀的这种态度明显引起苏俄代表鲍罗廷的不满。张国焘后来曾说：“鲍罗廷主张中共中央迁来广州。他素来是不看重北部各省的民众运动的，因而他认为中共中央应集中力量，注重广东的工作。再则他似觉得中共广东区委会并不是可以与之讨论政策的对手，一切机密的政治问题，他只愿与中共中央的少数人商谈。根据这些观点，他曾向我谈论广东的重要性及其可以乐观的前途，用意即在证明中共中央搬到广州以后，即使放松了其在各省的领导，也是不足为虑的。”但张国焘明确告诉鲍罗廷：“中共中央是不会搬来广州的，因为我们认为广东以外各省的工作也很重要，即以广东的发展而论，也需要其他各省的有力支援，而这正是中共所应努力争取的。再则中共中央不愿与国民党中央设立在同一地点，以避免增加领导上的摩擦。”

而鲍罗廷对此事也一直耿耿于怀，甚至到1927年10月他回到苏联后还旧事重提，将之视为大革命失败的原因之一。他说：“这些年来中共中央一直设在上海的法租界。在这个租界里，中央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中国的实际生活。我多次建议把中央迁往广州，但都没有得到著名的中央委员陈独秀等人的响应。因此，运动向全国发展的主要根据地——广州没有得到来自中共中央方面的应有指导。”

鉴于鲍罗廷与中共中央在这一问题上存在分歧，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于1927年初通过《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任务的决议》指出：“中共中央在上海，而国民党中央在广州。因此，实际上是由广州地区党委（尽管广州地区党委和党中央的政治分歧很大）来领导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工作。中央应直接领导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内的工作。因此，党中央要设在国民党中央的所在地，这在组织上才是正确的。如果由于某些特殊原因办不到，党中央应派出十分权威的专门代表团来领导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中央的工作。因此，应重新考虑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所在地的问题。中央委员会应设在关键性的战区，而广州政府的南方战线现在就是这样的战区。”字里行间虽不乏回旋余地，但共产国际倾向于将中共中央迁至广州的意图是显而易见的，其目的即在加强与国民党的合作。

然而正在此时，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推进，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已于1926年底宣布北迁武汉，武汉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心。为了适应蓬勃发展的革命形势需要，便于就近领导两湖工农运动，中共中央机关各部门陆续搬迁至武汉，并在武汉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但时隔不久形势又急转直下，发生了汪精卫七一五分共，由周恩来、李维汉、李立三、张太雷等人组成的中央临时政治局开始酝酿从武汉撤离。八七会议后，鉴于武汉地区形势险峻，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于1927年9月底至10月初陆续迁回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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