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亲情世界：家有“两个党”

□毛泽东风趣地说：“我家有‘两个党’。一个是父亲，是‘执政党’。‘反对党’是我、我的母亲和弟弟所组成的，有时甚至雇工也在内。”

从9岁到13岁这4年多时间内，毛泽东先后在4所私塾的4个老师门下读书，几乎是一年换一个私塾。毛泽东对这种私塾封建式教育难以接受，再加上父亲让他读书的初衷基本已经实现，他完全可以胜任父亲交给他的“记家账”的任务了。在13岁到15岁这两年，毛泽东干脆停学，“白天完全做着大人的工作，晚上代父亲记账”。

毛泽东对父亲的专制不满并自行其是，做了很多“忤逆不孝”的抗争。为此，他风趣地说：“我家有‘两个党’。一个是父亲，是‘执政党’。‘反对党’是我、我的母亲和弟弟所组成的，有时甚至雇工也在内。不过，在反对党的‘联合战线’之中，意见并不一致。母亲主张一种间接进攻的政策。她不赞成任何情感作用的显明的表示，和公开反抗‘执政党’的企图。她说这样不合乎中国的道理。”毛泽东的这个比喻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中国普通民众的普遍心态。从这个时候开始，毛泽东在思想上似乎就走上了一条革命的道路。

这个时候，最爱革命的湖南人在长沙等地“造反”不断，同样也波及到韶山这个偏僻的山沟沟。毛泽东家因为父亲毛顺生的经营，已经成为韶山冲的“大富”，因此也成了“造反”的对象。毛泽东回忆说：“第二年，新谷还没有成熟，冬米已吃完的时候，我们一村发生食粮恐慌。穷人向富户要求帮助，他们发动了一个‘吃米不给钱’的运动。我的父亲是一个米商，他不顾本村缺少粮食，将许多米由我们的乡村运到城里。其中一船米被穷人劫去，他气得不得了。但我对他不表同情。同时，我以为村人的方法也是错误的。”

毛泽东和父亲的主要矛盾就在这里。他与母亲之所以能结成“联合战线”，更多的还是因为他的“母亲是一个慈祥的妇人，慷慨而仁爱，不论什么都肯施舍。她很怜惜穷人，在荒年，她常常施米给那些跑来乞讨的人。不过在父亲面前，她就不能这样做了。他不赞成做好事。家中因了这个问题时常吵闹”。显然，毛泽东更热爱也支持母亲，而母亲的优秀品德也给了儿子深刻的良好影响。

毛泽东像母亲一样周济贫穷的乡亲，尽力帮助他能帮助的人，与父亲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他对父亲过于自私吝啬的为人处世的态度十分不满，并以实际行动获得了母亲这个后盾的支援。

在私塾读书时，中午都是自带午饭。有一天，当毛泽东发现同学黑皮伢子因为家里穷，没有带午饭。于是他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的午饭分一半给黑皮伢子吃。以后，毛泽东每天吃午饭时，都叫上黑皮伢子，两人一起吃，自己却饿着肚子等到晚上放学回家再狼吞虎咽一顿。渐渐地，细心的母亲发现了儿子的这个小小变化，就将饭盒换了一个大的。但儿子每天放学回家后依然还要大吃，好像午饭没吃一样。母亲对儿子饭量陡然大增感到奇怪，就问毛泽东：“你上学读书怎么比在家干活还吃得多呀？”毛泽东知道母亲不会责怪他，就一五一十地告诉她自己的秘密。母亲知道原委后，慈爱地说：“石三伢子，你做得对，只是你不该瞒着我，应该早点跟我说，我好给你多带点饭，省得两个人都吃不饱，不能饿坏了身子呀！”此后，母亲天天给毛泽东带上两份饭。

有一年秋收时节，家家户户都忙着在田地里收割谷物，谁知天气突变，下起了暴风雨，于是男女老少都赶回自家晒谷场上收稻子。雨越下越大，毛顺生始终不见石三伢子回家帮助收稻子，眼看着稻子就被大雨淋湿，有的还被冲走。费了好半天工夫，稻子终于收好了。这时毛泽东才浑身湿淋淋地匆匆跑回家，原来他去帮助一个佃农家收稻子去了。毛顺生知道后，气得破口大骂。毛泽东理直气壮地说：“人家是佃的田，要交租，淋湿发霉坏了和冲走了就了不得，连吃的都没得了。我们家是自己的田，淋湿一点冲走一点也饿不着，怕什么！”毛顺生见儿子如此说，气得浑身发抖，扬手就打。还是母亲拉住了，劝说了半天才罢休。

还有一次，毛泽东挑一担稻谷去私塾老师家交学费。走到半路上听见本家的毛承七夫妇因为断粮正在吵架。毛泽东干脆就挑着稻谷走进毛承七家把稻子倒进了人家的米缸里。回家后，毛泽东把这事情跟母亲说了，母亲没有半点埋怨，瞒着丈夫又在米缸里量了一担，让毛泽东挑到私塾去了。

显然，在遥远的长沙发生的饥荒“暴动”和“造反”事件，与韶山冲发生的事是“密切发生在一起的事件”，在毛泽东的心灵中遥相呼应，产生了某种震动。毛泽东思想上受维新派的影响已经逐步开始“革命”。

这个时候，毛泽东在韶山读到了一本关于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小册子，几十年后他仍能清楚地记得“这小册子的开头第一句：‘呜呼，中国将亡矣！’”和“它讲到的日本占领高丽与台湾”。毛泽东说自己这个“已经有着反叛性的青年”的头脑里“开始有了某种程度的政治意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他年轻的心灵开始为国家的前途感到担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