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亲情世界：家有“两个党”

□“疾革尚呼儿，无限关怀，万端遗恨皆需补；长生新学佛，不能住世，一掬慈容何处寻？”

1918年6月，25岁的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毕业。为了理想，他又要远行去比长沙更远的北京。这时，母亲文七妹患病了。慈母卧病在床，游子在外飘荡，自古忠孝不能两全，但毛泽东决定回乡探母。

来也匆匆，去也匆匆。1918年8月初，毛泽东从韶山冲和唐家圫匆匆探望了病中的母亲，很快就回到长沙做前往北京的准备工作。临行前，大概在上中旬，毛泽东在长沙给自己的两个亲舅舅文玉瑞和文玉钦写了这封家书：“七、八二位舅父大人座下：前在府上拜别，到省忽又数日。定于初七日开船赴京，同行有十二三人。此行专以游历为目的，非有他意也。家母在府上久住，并承照料疾病，感激不尽。乡中良医少，恐久病难治，故前有接同下省之议。今特请人开来一方，如法诊治，谅可收功。如尚不愈之时，到秋收之后，拟由润连护送之来省，望二位大人助其成行也。”

这封家书落款没有具体的时间，但从信中可以推断毛泽东确实专门回乡探母。信中提到“定于初七日开船赴京，同行有十二三人”，这与事实有所出入。事实上，毛泽东是8月15日从长沙启程的，农历是七月初九，而同行的有罗学瓒、张昆弟、李维汉、罗章龙、萧子升、陈赞周等24人。因为自己出门在外，不能在母亲身边尽孝，母亲常年住在舅舅家中，靠两个舅舅照料，毛泽东对此感激不尽。又因为“乡中良医少，恐久病难治”，而为了母亲尽早康复，毛泽东在家中和舅舅们提出想接母亲“同下省”——带母亲一起到长沙诊治的建议。或许因为自己马上要去北京，或许因为母亲的身体条件不许可，母亲仍然留在舅舅家休养。于是毛泽东回长沙后，还是在百忙之中，“特请人开来一方，如法诊治，谅可收功”。但毛泽东对此亦没有十分的把握，在信的末尾还是写上了自己接母亲到长沙治疗的建议：“如尚不愈之时，到秋收之后，拟由润连护送来省，望二位大人助其成行也。”润连，就是毛泽东的大弟弟毛泽民。

毛泽东将这封家书匆匆邮出，连时间都没有落下，可见他当时确实十分繁忙。15日起程后，在途中因洪水冲断铁路，毛泽东一行在河南郾城停留一天，于18日到达许昌，19日抵达北京。这是毛泽东第一次离开湖南，走向全国。

在北京的消费很高，因为毛泽东是向朋友借钱来的，所以一到北京就得找事挣钱糊口。在恩师杨昌济教授的帮助下，毛泽东被介绍给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李大钊。于是，毛泽东在图书馆有了一份助理员的差事，每月8块大洋。要知道，那时候，李大钊的月薪为120块，胡适为200块，陈独秀为300块。毛泽东回忆说：“我的职位如此之低，以致人们都不屑和我来往。我的工作之一就是登记来馆读报的人名，不过这般人大半都不把我放在眼里。”

1919年初，所有赴法勤工俭学的湖南青年出国手续都已经办好。3月12日，因为母亲病重，毛泽东决定辞职回家。4月6日，毛泽东回到长沙。这时，新文化运动正如火如荼，五四运动正在酝酿中。毛泽东一到长沙，就开始主持新民学会会务，同时为解决生活问题，经同班同学周士钊的推荐，到修业小学任历史教员，每周6节课。这时，母亲在弟弟泽民和泽覃的护送下来到长沙诊治。

毛泽东一边忙着教书，一边忙着组织爱国运动。工作的繁忙自不必说，但毛泽东还是尽力抽出时间陪同母亲去看病，四处求医问药，在20多天里，他“亲侍汤药，未尝废离”，竭尽人子之责，孝敬可亲可敬的母亲。

母亲患的是淋巴腺炎。在毛泽东的照料下，母亲的“病状现已有转机，喉哦十愈七八，疡子尚未见效，来源本身深远，固非多日不能奏效也”。毛泽东有近一年没有回家了，他感到有必要向一直照料母亲的舅舅们表示感激之情，于是他在4月28日致信七、八两位舅父，将母亲来到长沙诊治的病情和自己北京之行的情况略做汇报。

毛泽东知道，对于52岁的母亲来说，从遥远的韶山来到省城长沙，机会难得。这是文七妹第一次到长沙，也是最后一次。恰好大弟弟泽民和小弟弟泽覃也都在这里，毛泽东便带着母亲和弟弟们一起到照相馆照了一张合影。而这也是文七妹第一次照相，也是最后一次、唯一的一次。母亲坐在椅子上，慈眉善目，安详和蔼，端庄大方，看上去并不像是一个体弱多病的人。3个儿子分立母亲的两侧，这个时候，毛泽东26岁，毛泽民23岁，毛泽覃14岁。而这张照片也就成了毛泽东一家最早的照片了，也是兄弟三人唯一的合影。